趙德發：經山歷海“生萬物”
趙德發，山東省作家協會原副主席，日照市文聯原主席，山東大學作家書院執行院長，山東大學特聘教授，主要有長篇小說《繾綣與決絕》《君子夢》《青煙或白霧》《雙手合十》《乾道坤道》《人類世》《經山海》《大海風》，長篇紀實文學《白老虎》《黃海傳》，散文隨筆集《南山長刺》《擎燈之塔》，訪談錄《寫作是一種修行》《從山嶺到海洋》等。作品曾獲全國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人民文學獎、《小說月報》百花獎、中國作家鄂爾多斯文學獎、中國作家出版集團獎·優秀作家貢獻獎、泰山文藝獎等。《經山海》《繾綣與決絕》分別被改編成電視劇《經山歷海》和《生萬物》在央視播出。
從《闖關東》到《父母愛情》，再到今年大熱的《生萬物》，魯劇的藝術魅力再度熠熠生輝。該劇改編自著名作家趙德發在29年前創作的長篇小說《繾綣與決絕》。這部小說曾榮獲第三屆人民文學獎，還入圍了茅盾文學獎。原著憑借深刻的思想內涵和精彩的故事架構，早已在文學領域收獲贊譽無數，為電視劇的成功奠定了堅實基礎。
目前，影視熱播的“流量反哺”效應與影視劇同名小說的熱銷，本質是內容跨媒介消費的必然結果。趙德發創作了大量膾炙人口的精品力作，文學成果枝繁葉茂，碩果累累。這場遲到29年的驚喜綻放，既是趙德發經年來深耕文學沃土的蝶變飛升，同時也暗合了嚴肅文學作品的經典不衰。他的作品洗盡鉛華，卻在看似平實質樸的敘事中暗藏機鋒和深邃，他以大地和海洋的具體物象為星辰，照亮了被光陰遮蔽的記憶天空。
文學的影視生命力
記者：《生萬物》的熱播重新帶火了您29年前所著的《繾綣與決絕》。您能結合這部劇的改編過程，談談對文學影視化的看法嗎？
趙德發：《生萬物》并非我的作品首次“觸電”。2021年，我的《經山海》就改編為電視劇《經山歷海》。當時，我特意去日照嵐山區的漁村蹲點，記錄漁民觀眾的反應。有個老漁民跟我說，劇中吳小蒿調解漁船糾紛的場景，跟他年輕時的經歷一模一樣。這種共鳴讓我確信，文學作品的影視改編本質是“讓紙上的文字站起來，走進生活場景”。
兩次改編的不同體驗，恰似我創作生涯的兩個維度。《經山海》寫的是新時代基層干部，影視化時更注重“政策落地的煙火氣”；而《繾綣與決絕》橫跨半個世紀，需要在歷史厚重感與當代審美間找到平衡。《繾綣與決絕》是我40歲那年寫的，之前做了兩三年的準備。我寫這部作品，就是表現近百年來中國農民與土地的關系變化、感情變化，寫他們在那個風云變幻的時代中如何求生存、求發展，講述由土地引發的愛恨情仇，展現土地上的人性光輝。
《生萬物》這個名字暗含了傳統文化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意思。原著《繾綣與決絕》從20世紀20年代寫到90年代，表現兩代農民對土地的不同態度：老一輩對土地感情深厚，繾綣纏綿；新一代農民對土地感情淡漠，有一些人決絕地背離土地，走向城市。電視劇《生萬物》只取了前半部分，情節更加集中，故事也緊湊好看，我非常喜歡。
作為原著作者，我對改編始終保持開放態度。文學是個人化的表達，影視是集體創作。比如，小說里用三頁紙描寫寧學祥對土地的感情，影視卻可以用一個鏡頭完成——暴雨中，老人跪在田里，用手扒開泥漿查看禾苗。這種視覺語言的轉化往往比文字更有沖擊力。
與我的原著相比，劇集做了一些符合當代觀眾觀看喜好和觀念的改編，進一步突出寧學祥和封二等人的性格特點，在一些時候甚至產生了喜劇效果，讓觀眾沉浸于苦情氛圍時，覺出了輕松，調節了心情。再一個，就是寧繡繡的人設改變。原著中，她到了封家，漸漸適應并融入這個家庭，變成了一個普通農婦。而在《生萬物》中，她有文化，加入農民協會，做了許多工作，后來還在抗戰中發揮重要作用。我看過編劇王賀女士寫的劇本，她在改編過程中有許多創新，甚至是天才般的發揮。當然，最后呈現的劇本體現了主創團隊的集體智慧。我認可這樣的改編，因為這樣既保留了作品主要的內核，又放大了故事中的人性溫暖和土地力量，同時也讓人物形象更加豐滿。
作為一個普通又特別的觀眾，我認為，《生萬物》演員們的演繹都非常精彩，他們讓我書中的一個個人物出現在觀眾面前，栩栩如生，甚至比我心中的形象更加鮮活。我看后很滿意，很驚喜。我想，有這么多大牌演員來演繹土地上的故事，喚醒中國人的土地記憶，這是一件非常難得、非常有意義的事情。劇中好戲連臺，不勝枚舉。譬如“大出殯”那場戲給我留下深刻印象。我在以往的觀劇經歷中，從未見過有這樣大的場面。在寧家祭拜時，每個演員都有精彩表現，那些禮儀也符合魯南民俗，有強烈的視覺沖擊力。用無人機拍下的雪中送葬非常震撼，而繡繡的突然出現，她的泣血哭靈，更是扣動了觀眾的心弦，彈幕上“哭”字紛飛，我看到這里也是淚流滿面。
《大海風》是海洋文學也是時代史詩
記者：“史詩”是一個時代的文學“重器” ，《大海風》全景式展示了怎樣的精神氣象和結構秩序？
趙德發：這是我的第十部長篇小說，也是我第一部海洋題材的長篇小說，從土地到海洋，對我來說不是題材的簡單切換，而是文化視角的拓展。當我決定寫一部海洋題材的長篇小說時，我將目光投向了20世紀初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在中國北方的海洋上曾有日寇帶來的血腥氣息，更有中國人的堅韌反抗；曾有列強在海運上的霸權，更有中國航運家實業救國的不懈奮斗。
《大海風》是我醞釀準備了30年，用3年時間創作完成的作品。50余萬字的《大海風》，以黃海之濱的馬蹄所和青島、上海、大連等港口城市以及廣闊的海洋為故事發生地，展現東西方文化碰撞下中國知識分子實業救國的理想與實踐。以邢家三代人在時代浪潮中的人生選擇、命運起伏，書寫20世紀上半葉中國北方的漁業史與航運史，黃海之濱漁民的生活史與心靈史。
創作的緣起頗具戲劇性。2008年赴韓國交流時，我在客輪甲板上望著黃海，忽然被一個念頭擊中：我們寫了太多黃土的故事，卻很少有人真正讀懂這片海，我一定要好好準備，寫出一部重量級的海洋題材長篇小說。后來，我閱讀大量文獻資料，采訪了許多老漁民、船老大、港口工作人員。在日照嵐山的一個漁村里，一位老漁民向我講，過去有個本事很大的船老大，在大霧天嘗嘗撈上來的海泥，就知道船到了哪里。他后來眼睛瞎了，還被人雇用，繼續跑船。這個人物，就成為《大海風》中“望天晌”的原型，給讀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邢家三代人的命運軌跡，構成了這部小說的骨架。父親邢泰稔是傳統漁民，眼里只有船老大的權威；兒子邢昭衍在青島禮賢書院接觸了西學，用現代理念經營航運；孫子邢為海則投身革命，在青島鬧學潮，秘密抗日。這三代人，就是中國海洋文明轉型的縮影。書中的衛禮賢是一位真實的德國傳教士，在青島創辦禮賢書院時既教《論語》也講幾何——他代表了東西方文化最初的碰撞與融合。
前幾年，我從長江口走到鴨綠江口，深入采訪，完成了長篇紀實作品《黃海傳》，為創作《大海風》打下扎實基礎。小說中俯拾皆是的歷史細節給讀者以代入感。比如，20世紀30年代，青島的電話號碼是幾位數，裝一部電話需多少錢，都要有根有據。細節真實，小說才豐滿，才能準確表現世道人心。小細節與大時代，是相依相存，相互印證的。
“那是邢昭衍在青島禮賢書院度過的最后一個星期天。”《大海風》開篇的第一句話，就將很多讀者代入到青島的歷史縱深。對于青島人而言，“禮賢書院”這四個字背后的時間深意，像大海風一樣裹挾著近代青島的地緣風物和時代風云，令青島人讀來有一種天然的親近感。
《大海風》入選中國作協“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十四五”國家重點出版物出版規劃，于今年年初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敬請讀者朋友關注。
在寫作與閱讀中探尋文學的真諦
記者：作為一位扎根大地、擁抱山海的作家，您的創作生涯猶如一部波瀾壯闊的文學史詩，可否結合寫作經歷給年輕人分享閱讀與寫作的體悟？
趙德發：我的寫作緣起于對土地和農民的深厚情感。我出身農家，童年時就參與了大量農活，土地的滋養與農民的生活經歷成為我創作的源泉。24歲時，我踏上寫作之路，早期作品多為中短篇小說。
1993年，為了更全面地展現對土地和農民的情感，我決定挑戰長篇小說創作。以《繾綣與決絕》為例，這部于1996年問世的作品，是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在創作前，我做了充分準備，收集并整理從小聽到的農村故事。為了從理論角度審視農民與土地的關系，我閱讀了大量國內外社會學和經濟學理論書籍。我還研究了中外文學作品中關于農民與土地的描寫，學習前輩們的寫作技巧。我在閱讀過程中借鑒其他作家的創作手法，在保留自己對土地和人物獨特理解的基礎上，確立了自己的主題、創作理念和藝術追求。
我認為，閱讀是寫作的重要基石。我在創作準備階段大量閱讀相關書籍，為寫作提供理論支撐和藝術借鑒。在創作“農民三部曲”時，我曾閱讀法國社會學家H·孟德拉斯的著作《農民的終結》，其中“一二十億農民站在工業文明的入口處：這就是在20世紀下半葉當今世界向社會科學提出的主要問題”這句話，讓我深受震撼，也促使我決心用作品展現中國農村的巨大變遷。在創作《經山海》時，為了更好地把握新時代農村的變化，我同樣進行了大量閱讀，讀歷史、時事和人文著作，全面而深刻地體認時代。
寫《大海風》這部大體量長篇，我經歷了艱難的跋涉：從歷史文獻中打撈起一網又一網的素材，學習了地域文化、海洋船運、漁業知識等；去和漁民交談，甚至跟隨他們出海打魚，深入了解漁業習俗和漁家風情。我閱讀了《海洋與文明》《中國古代航運史》《漁業史》等大量專業書籍，還在海水養殖總場掛職，與全場職工一起抗擊過風暴潮。從“農民三部曲”的“擁抱土地”到“走向海洋”，《大海風》讓我實現了跨越山海的創作轉型。
對于寫作者而言，一部長篇小說要濃墨重彩寫好主人公，還要精雕細刻人物群像。這其中有虛構的人物，也有真實的歷史人物。比如，青島本地人熟知的德國學者衛禮賢就被貫穿于全書。為了將這個真實的歷史人物和當時的青島歷史背景更好地“嫁接”到小說的文本中，我閱讀了大量的相關書籍，還去看了禮賢書院舊址，看了青島九中的“禮賢館”。（青島日報/觀海新聞記者 崔燕）
責任編輯：張慕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