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島早報、觀海新聞聯合出品

本期薦書人  薛原

劉統的《火種》一書探尋的是一百年前中國共產黨在上海誕生的前世今生。對于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史，劉統形象地比喻說：“就像一列奔騰向前的火車，途中不斷有人上車，有人下車。每個歷史階段都有杰出人物，他們也都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起到階段性的作用。一百年前，蔡元培、陳獨秀提倡新文化，啟蒙青年的頭腦，讓科學和民主深入人心；胡適提倡白話文，使新文化的傳播有了廣闊的平臺，人民大眾都能接受；五四運動中青年和民眾的覺醒，大家都在尋找思想和出路……李大釗、陳獨秀等一批知識分子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懂得了首先要砸爛一個舊世界，才能建立一個新世界。經過一個漫長的醞釀和探索過程，中國才產生了共產黨……”

點燃中國革命的火種

之所以把該書命名為“火種”，劉統說，1920年2月，原北京大學教授陳獨秀來到上海環龍路老漁陽里 （今南昌路100弄2號），在這里重啟《新青年》雜志的編輯發行。 8月，在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倡導下，陳獨秀與李達、李漢俊等人在上海創建了中國第一個共產黨組織。隨后，他們聯絡同仁朋友建立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11月，陳獨秀和江南造船所工人李中創建了上海機器工會，在工人中宣傳革命思想，成為上海工人運動的先驅；共產國際代表也來到上海，助力建立了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點燃了中國革命的火種。這個火種點燃之前，無數愛國者和革命者經歷了怎樣的探索和嘗試？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在尋找一條正確的革命道路上又經歷了多少艱難曲折？正是循著這個線索，劉統還原了那個風云激蕩的時代——

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今興業路76號）是一幢沿街的石庫門寓所。底樓是客廳，樓上是住宅。樓房很新，街道幽靜。房主是李書城，同盟會成員，當時僑居日本。他的兄弟李漢俊在此暫住。 1921年7月23日，一群來自全國各地的知識分子在這里秘密舉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他們中有編輯、教師、學生，最大的何叔衡45歲，最小的劉仁靜19歲，還有兩個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尼克爾斯基。會議沒有明確的主持人和擬定的文件，大家就共產黨的組織形式、行動綱領、指導思想討論了幾天也沒定論。 30日，馬林再次到會，明確提出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領導下的一個支部，在政治路線和組織上都要服從共產國際的領導。

會議沒開多久，突然有個陌生人敲門，張望一下說找錯了。馬林意識到危險，宣布休會。其他人各自散去，李漢俊是主人走不了，陳公博陪著他聊天。稍后，法國巡捕帶著人前來，在房子里翻了半天，還問他們是不是日本來的過激黨，沒查出個結果才悻悻而去。上海無法繼續開會，他們乘火車到浙江嘉興南湖租了一條畫舫，又開了一天會，通過了黨的綱領。大家返回上海時已是半夜。

誠如劉統所言，當年開會的人可能沒想到，他們做了一件改變中國命運的大事。兩個建黨發起人李大釗、陳獨秀沒來開會；參加會議的東道主李漢俊、李達是做學問的人，不久后脫黨重歸書齋；陳公博沒開完會就跑了，但是他留下了一大的歷史記錄；陳獨秀是開風氣者，但在半路放棄了；陳公博、周佛海、張國燾后來走向歷史的反面；王盡美、鄧恩銘、何叔衡、陳潭秋為革命犧牲；只有毛澤東和董必武迎來新中國的建立。

確立了黨的誕生日

許多年過去，當事人都不記得中共一大開會的日期和細節了。 1941年6月，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領導人為紀念中共成立二十周年，決定以7月第一天作為黨的誕生日。 7月1日延安出版的《解放日報》第二版為“中國共產黨二十周年紀念特刊”，發表了朱德、林伯渠、吳玉章的紀念文章。 《解放日報》當時只有兩個版，社長博古本著“一國際，二國內”的編輯方針，頭版報道的是蘇聯紅軍抗擊德國侵略的新聞。

“時代在發展前進，大浪淘沙。中國人求解放和民族復興的歷史，是一個層層積累的過程。沒有前人的探索和犧牲，就沒有后人的勝利和成功。那些為此奮斗過的先驅，應該得到我們的尊重和敬仰。盡管有些人中途轉變了、墮落了、背叛了，走向歷史的反面，但是我們依然應該肯定他們曾經做出的貢獻，因為這都是歷史大道上一粒不能缺少的石子。 ”在《火種》一書的尾聲，劉統如是說。

責任編輯：單蓓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