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親，是甘肅定西隴川鎮青年丁玉雷這幾年時不時就做的一件事。可日漸高企的彩禮，還有一整套“約定俗成”的結婚套餐壓得他喘不過氣來。29歲的他在婚姻之路上不斷求索。

在甘肅、寧夏等西北省區農村結婚民俗中，“一動不動”是標配，“萬紫千紅”也普遍。“一動”是汽車，“不動”是房子；“萬紫千紅”則是一萬張紫色5元紙幣，1000張紅色的百元鈔票。此外，還有“萬里挑一”“六六大順”等說法。

房、車、彩禮“新三大件”，讓年輕人的壓力驟然上升。和丁玉雷一樣，一大批西部農村青年面對婚姻大事，“彩禮”“房子”“車子”依舊是“一山放過一山攔”，要進入婚姻殿堂，得邁過好幾道門檻。

西部鄉村青年遭遇“婚姻擠壓”

彩禮、經濟條件、家庭出身等綜合因素在深刻地影響著婚戀市場。在現實生活中，表現最為明顯的便是城里女孩不愿意“下嫁”到農村，鄉村男青年在城里“娶不起”。

相親市場廣為流傳的“ABCD男女婚配理論”認為：男女被分為ABCD共4個層級，A為最高等級，D為最低等級。女性在擇偶時，一般都更偏向比自己條件優秀的男性，而男性則希望找一個比自己差一點的女性。

“最終剩下來的就是我這種沒學歷、沒車、沒房的農村大齡男。”丁玉雷自嘲是一位“標準剩男”。

父母經常托人在老家附近為他尋找年齡相仿的女子，但丁玉雷卻對結婚越來越沒有了信心。

他記得，第一次相親時，對方因為他的學歷不高，拒絕了他。后來，他嘗試從自己的興趣聊起。

可之后的相親道路依舊不順暢。有一次，本來已經和對方約好次日見面，結果前一天丁玉雷接到電話，被問及是否在城里買了房子，得到否定回答后，對方掛斷了電話。

丁玉雷直言，周圍的90后，除了家庭條件好一點的，剩下的基本和他一樣，想都不敢想結婚，“房價每年都漲，彩禮也在升高，唯獨工資不漲”。

和丁玉雷一樣，來自陜西略陽縣某鄉鎮的王志明（化名）也刻意回避結婚這一話題。他在蘇州一家機械廠上班，每月有6000多元的收入。

他說，以自己現在的收入水平，哪怕不吃不喝，都需要10年時間才能湊夠結婚的各項支出。

車子，他已經買好了，但房子，需要買在漢中市，每平方米6000元左右，還有彩禮，“女孩的父母通情達理的話，可能需要6萬元、8萬元，但大多數家庭都是10萬元起步。”王志明有些無奈。

在蘇州時，王志明處過一個外地的女朋友，兩人談過結婚問題。當時，對方的父母沒有提彩禮，但要求他必須在工作地有住房。大城市的房價委實讓人難以接受，王志明想盡了辦法，也湊不出首付。

“爸媽快60歲了，還在工地上打工，買房子，那么大缺口，我實在是張不開口。”王志明說。最終，他的女朋友頂不住壓力，不辭而別。

難過了好一陣子，這個西北小伙才算調整好了情緒。他一面天天加班，想著多掙些錢；另一面，則托人在老家給自己“牽紅線”，“誰能看上我，我就跟誰過去”。

在甘肅臨夏青年李軍（化名）看來，結婚是一場復雜的社會活動。“因為這里面牽扯的問題太多，非個人能左右”。

32歲的李軍是一名醫生，按道理，像他這樣研究生學歷，收入有保障，在省城醫院工作的年輕人找對象不會太困難，可事實上，李軍至今是單身。

“很多人對當下的實際情況看得很重，對農村出身也很介意。”李軍老家在臨夏的鄉鎮，父母親長期務農，加之剛到省城工作不久，房子車子還沒有買，雖然職業穩定，有發展前景，可相親過程同樣不順利。

“不服不行。”李軍越來越感覺到來自現實的壓力，“鄉鎮青年在外發展，除了經濟上的制約，社會認知層面也有一道無形的玻璃墻。”

“把媳婦早早占上” 畸形現象源自無奈現實

愈演愈烈的“新三大件”成為讓鄉村青年望而生畏的成家“三大巨石”。“內卷”模式被迫開啟，很多應對之舉透露著無奈。

甘肅隴南一名鄉鎮干部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近年來，農村相親定親的時間大大提前，一些女孩可能剛剛初中畢業，就有媒人上門打探，孩子是繼續讀書還是要步入社會，有沒有意向談朋友。

他認為，出現這種畸形現象的原因在于農村地區男女比例失衡，且大多女孩向往去城市生活。反之，男孩年紀越大能匹配到的結婚對象越少，大家都想“把媳婦早早占上”。

在嚴峻的婚戀形勢下，很多人選擇面對現實，根據自身情況作出選擇。

“完成了這件大事，真是一身輕松。”家住寧夏固原鄉鎮，24歲的馬利民（化名）前不久剛結婚，而在他之前的規劃中，結婚應該是30歲左右的事。

馬利民去年剛大學畢業，在浙江義烏一家外貿企業就職，可工作剛剛上手，家里就催著他早早完成婚姻大事。

“同齡好姑娘一部分外流了，再不下手就找不上稱心如意的了。”在父母親看來，作為從西北貧困農村走出的年輕人，在外人生地不熟，找對象不現實，只能回鄉找，可老家女孩子一般結婚早，而且一部分女孩子還被條件好的城里人、或是農村經濟條件好的提前物色好了，給普通青年的選擇空間并不大。

“我聽了父母的分析，也覺得有道理。”起初馬利民并沒有把父母的勸說放在心上，還想在義烏找對象。可逐漸地，他認識到，婚姻比愛情現實得多，“還是要從現實出發做安排”。

馬利民找的對象是附近鄉鎮的女大學生，兩人年紀相差一歲，兩家人的家庭情況也差不多，還有遠房親戚關系，結婚前后各種事情進展得很順利。

“彩禮兩家商量著定的，要了10萬，在老家算正常，房子我出首付，兩個人一起還，車子還沒考慮，也都是我們自己的事。”結了婚，馬利民覺得很踏實，小兩口打算都去義烏發展。

不同于馬利民回鄉成家的現實安排，就職于甘肅某省直單位的姚鑫（化名）還是希望遵從自己的本心，找一個在同一城市工作生活的伴侶。

姚鑫來自甘肅天水某鄉鎮，2014年大學畢業后，先后在私企、國企工作過，一度還在家炒股。其間，他與大學時的女朋友分手，因為對方考上了另一個地市的公務員，姚鑫覺得，自己一事無成，與女孩距離太遠、差距過大。

2017年，姚鑫端上“鐵飯碗”，給他介紹對象的人多了起來，但不少女孩又提到了住房問題。

他記得，某次相親時，他說自己在朋友家暫住，對方的臉色很快就變得“高不可攀”。后來，姚鑫在父母幫襯下購買了房子，但又被相親對象潑了冷水，“覺得我的房子地段有些偏”。

離結婚最近的一次，他見了女孩的父母，女孩的媽媽總是提到侄女結婚收了25萬元的彩禮。姚鑫一聽，感覺“有點過了”。

他和女友商量，要么彩禮少一些，把房子裝修好，要么給足彩禮，裝修“將就”一下。但這位女孩并不認可姚鑫的提議，她支招：“你可以讓你的父母去借錢。”

“我還有一個只比我小兩歲的弟弟，為了我的婚事，掏空父母的家底，于心不忍。”姚鑫說，那一瞬間，他感覺眼前的人很自私。后來，他斷掉了與對方的聯系，婚事告吹。

婚戀市場需引導也須規范

西部鄉村青年的婚戀困境，引起了有些部門的高度重視。

在脫貧攻堅階段，“因婚致貧”或“因婚返貧”成為不可忽視的社會問題。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曾印發《關于加強和改進鄉村治理的指導意見》（下稱《意見》），旗幟鮮明地反對農村存在的天價彩禮現象和問題。要求全面推行移風易俗，整治農村婚喪大操大辦、高額彩禮、鋪張浪費、厚葬薄養等不良習俗。

《中長期青年發展規劃（2016-2025年）》也將青年婚戀問題作為十大發展領域之一，并提出要通過加強青年婚戀觀、家庭觀教育和引導；切實服務青年婚戀交友。

西部很多地方也出臺了對高價彩禮等畸形婚戀習俗的干預政策。2018年，甘肅省平涼市出臺《關于平涼市各縣（區）婚嫁彩禮最高限額指導標準的通告》，明確了平涼市各縣（區市）婚嫁彩禮最高限額指導標準，城區最高標準為6萬元，農村最高標準為10萬元。

但在具體執行過程中，仍存在一定難度。《平涼日報》不久前的調查顯示，當地農村、城市彩禮均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上漲趨勢。北塬農村彩禮普遍在15萬元至20萬元上下，城市婚嫁彩禮最高已達15萬元，最低也要七八萬元。加上新房、新車，成本差不多在一百二三十萬元以上。

畸形婚戀市場引起了全社會的廣泛關注，在此前召開的全國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談劍鋒提交了一份《關于倡導婚戀新風、加強情感疏導工作，同時開放全國統一的婚戀登記信息查詢平臺》的提案。

談劍鋒建議，由團組織牽頭，充分發揮共青團覆蓋全國各級行政機構和廣大企事業單位的組織優勢，全面結合新時代互聯網領域的新技術和新手段，為廣大單身青年搭建信任與交流的平臺，持續開展豐富多彩的線上線下青年聯誼活動，幫助廣大青年收獲愛情、擁抱幸福。

近期，從寧夏民政廳傳來消息，寧夏將在全區探索建立婚喪事項報備制度，堅決制止婚喪大操大辦等行為。同時，建立抵制高價彩禮誠信機制，按照屬地管理原則，指導各鄉鎮把治理高價彩禮推動移風易俗、遵守村規民約納入個人誠信體系。

“從機制化層面確保民間習俗健康發展，這是一次有益的探索，關鍵在建立長效機制，加強動態監控，并出臺符合實際的獎懲舉措。”很多年輕人為寧夏的探索叫好，但同時也認為，民間習俗一旦形成，改變的難度很大，制度規范關鍵在于如何落地開花。（記者 王豪 馬富春 實習生 丁金美）

責任編輯：孫麗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