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社會生活中的一件大事。40多年來，高考如何影響和改變了我們的生活？

在《重建中國社會學：40位社會學家口述實錄（1979—2019）》中，受訪的社會學家們都不約而同地談到了高考，40多年來，高考如何改變了這些社會學家的人生，又如何影響了我們的社會？

分享5位社會學家關于高考的口述實錄，從細節里感觸高考和它的社會效應。

《重建中國社會學：40位社會學家口述實錄（1979—2019）》

周曉虹 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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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強：天下第一等的好事還是讀書

高考一廢，這件事對學生影響太大了，因為就算是最好的學生，也沒有人喜愛考試，四中當年的順口溜∶"考考考，老師法寶;分分分，學生命根。"我到四中以后，感覺是每天都在考試，其實學生都煩考試，因為它對人是一種約束。所以當宣布廢除高考并且廢除一切考試的時候，我們這些孩子們就極為歡呼，天下從此沒有考試了。

下鄉不僅是勞動艱苦、生活艱苦，更苦惱的是沒有書讀，無法學習。20歲上下的年輕人，精力旺盛，最渴望獲得知識。那時候讀書很不容易，首先是你得能找得到書，帶去的書很快就讀完了。我們四中都是好學生，都對于讀書有極大的渴望，找到好書后也要與大家分享閱讀，同學們就輪流閱讀。但是，一般一本書在你手里往往也就一兩天時間，后面其他人馬上就要把它拿走。這樣就常常熬夜讀書，白天干一天活，夜里又讀一夜書。村里面停電是家常便飯，這樣同學們都會自制一個小的煤油燈，在豆大的燈捻下閱讀一夜，到第二天早上，鼻孔黑黑的，就是煤油燈熏的。讀的書也是雜亂無章的，今天可能讀一本《電工原理》，過幾天讀是《不朽的流浪漢》，再過幾天可能就讀《安娜?卡列尼娜》。

大概兩年以前，我做過一期節目，就是中央電視臺撒貝寧主持的《開講啦》，我在節目里講的就是考大學的這段經歷。我是1978年春季報名，夏季考試，秋季入學。當時，像我們這種年齡偏大的，有些學校不要，比如周孝正，他考的分數就很高，但好多學校不要他，所以他與四中很多同學上的是北京師范學院。所以我考中國人民大學還是幸運的，因為中國人民大學原來是一所干部學校，不太在乎年齡。我算是人大復校后的第一屆學生，當時還沒有社會學，我進的是國際政治系（現在已經更名為國際關系學院）。

我在農村總共九年時間，算是比較長的。那時候，參軍是年輕人最好的出路。但是，那時候我什么關系也沒有，一個人舉目無親，上哪去找關系去啊？所以高考對于我們這代人來說特別重要，因為高考的本質意義就是不憑關系，而是憑知識，憑本事！

邊燕杰：那些抽象的哲學教條與中國現實距離太遙遠了

1977年恢復高考。全國開始報考時，我已被縣糧食局系統作為重點培養入黨和未來提拔的對象，加上沒有高中學歷，我有些猶豫是否報考大學。我的直接領導、二庫辦公室主任主動幫我報了名，他對我說：“你年紀這么小，上大學比在這里有前途，我給你報上了。”辦公室主任是農民出身，淳樸敦厚，是我報考大學的“貴人”。當時，在縣糧食局系統工作的選調知青都來自天津，為了保證畢業后能留在天津，絕大多數報考天津中專技校；而我當時的心理是報知名大學，考不上就留在靜海縣，所以我就報了南開大學和北京大學的哲學和政治經濟學專業，后來第一志愿被南開大學哲學系錄取。

下鄉經歷對我最重要的影響就是了解了中國農村的基層生活現實，所以本科第一年讀了哲學之后覺得不解渴，因為那些抽象的哲學教條與中國現實距離太遙遠了。大二第一學期，1979年初的一天，我在圖書館文參室偶讀陳達先生著的《人口問題》，平生第一次知道了“社會學”這個詞，原是一個學科，1952年后被取消，引發了我的好奇心。

陳達先生的《人口問題》打開了邊燕杰認識社會學的大門

南開社會學專業班和碩士班可以說是社會學恢復重建的起點。費孝通先生、林南先生等老一輩社會學家為中國社會學重建做出了重大的貢獻。是他們創建了社會學學科的“五臟六腑”，邀請諸多國外學者來講學，后來又送一大批學生去美國留學，精心培養青年社會學家。他們都是本學科開創性的建設者和引領者，而我們南開班學員則是無比幸運的受益者和肩負使命的傳承者。

彭華民：人的命運就在那一剎那間

那段時間民間一直在傳要恢復高考。我一直想著要上大學讀書，特別期盼這個消息的到來。1977 年 10 月 21號，媒體公布了恢復高考的消息。我在校對組校對即將付印的報紙，是"最早"看到這條新聞的人。當年12月份就考試了，我得趕緊復習。父親來信說不能影響工作，所以我一直都是邊工作邊復習。晚上上班，白天復習，腦袋昏昏沉沉的，效果也不好。理工科的東西太多了，到后來怎么復習也復習不完。我就想，干脆考文科吧。老師反對，父母也堅決反對。經歷過多年政治運動的父親覺得學文科有很大風險，寫信跟我說"文科看似容易，實則很難"。歲月匆匆，我用了一生才理解了這個"難"字。

1977 年12 月 10—11 日我走進成都26 中考場，和十年沒有參加高考的 570 萬考生一起參加高考。第一天上午考政治，下午文科考史地，理科考理化，第二天上午考數學，下午考語文。語文考試最后一道題是默寫毛澤東詩詞《蝶戀花·答李淑一》，"我失驕楊君失柳，楊柳輕飏直上重霄九"。當時一看這個，我就想太好了。因"文革"中備戰備荒，父母把我送回山西臨汾老家，在泊莊小學學習，半年中我把毛澤東詩詞背得滾瓜爛熟。還有政治、數學、歷史、地理，這些我感覺都不錯，就很順利地考完了。

1978 年初的一天，我們辦公室的錢伯伯在樓下叫我∶"華民，華民，有你的信。"錄取通知書到的時候，我因為上夜班還在報社集體宿舍的樓上睡覺呢。我是《川報》第一批收到錄取通知書的考生，那年有千軍萬馬的考生想改變自己的命運，后來才知道全國錄取率僅僅為 4.7%。不過剛拿到通知書的時候我并不是很想去，因為錄取的是四川大學政治經濟學系。多年的政治運動讓人筋疲力盡，人人自危，我不想沾政治。后來上了大學以后我才知道我為什么去了這個系。那年川大招生老師在看考生檔案時，一看我數學考得那么好，覺得學經濟的要數學好，就把我檔案抓在手里。人的命運就在那一剎那間，有一個人輕輕一撥，就把你撥到一條你沒有想到的道上了。

李培林：特別想讀書，要把英語學好了

1974年， 當上消防兵的李培林

我1972年就從山東師大附中高中畢業了。那時候初中兩年、高中兩年，我很早就畢業了，留下也沒事干，父母怕我在社會上沒人管學壞了。之前父親當校長，我和知識界的這些人物就比較早地有聯系，教授接觸得很多。我們家鄰居就是師大的圖書館館長，那時候書都不對外開放，很多書被禁，但他是館長，我就偷偷跟他借，他也網開一面，算是拯救青少年。每周換一大摞書，所以那一年我讀了很多書。

高考現在看來是當時改變命運最好的出路。1977年，停止高考后積累了十年的考生，在同一個平臺上競爭，570萬考生只錄取了27.8萬人，考上的走的是一條路，沒考上的走的是另一條路，“77級”“78級”成為一個時代的符號。

我和我姐姐、哥哥同時考上大學，我姐姐是“老高三”的，但那時候剛生了孩子，我們家本來不想讓她上，她自己非要報，也考上了。我倆報的都是山大文科，學校說你倆不能在一個系，給兩個系選，一個經濟系，一個哲學系。我爸爸就說，好像沒聽說過有什么女哲學家，女的算算賬還可以（笑）。那時候哲學比經濟學要火，《哲學研究》一篇文章了不得，全國人民都知道了。

當時大家確實都覺得上學的機會來之不易，整個1977級、1978級的學習氣氛很好，大家從來沒想過玩，下棋、打牌幾乎都沒有！我們一直學到晚上十點、十一點，周末也不休息，大家還是很拼的。我那時候是班里的學習委員，但大學四年幾乎一半精力放在學英語上了。大學期間，我們都有個小本本記英語單詞，每天給自己規定必須記住多少個單詞，忘了再重復記，下了很大的功夫。我當時自學的水平已經比學校的要求高很多，大學四年級就開始看英語小說了。那時候就有個念頭，覺得特別想讀書，要把英語學好了，要考研究生，要出國去讀。

張樂天：分數出來以后，整個世界就變了

1978年高考我參加了，我一直說自己運氣比較好，因為我選擇了唯一的最合適我的那一年去考大學。如果1977年我考了，我進不了復旦的，首先參加1977年高考需要大隊證明，其次還是講家庭成分。而1979年，也許我也不能考了，因為我的年齡放在這里，還有我結婚了。1978年是第一屆全國統考，也是最寬松的一年，什么都不要，報名就能考。

從決定報名到開始考試，我只有兩三個月的備考時間，畢竟有十年沒有正式復習那些東西，嚴格地說我才讀了高一，要背那么多東西，考六門課，而且我愛人剛剛懷孕，我還做著高考復習班的老師，但那個時候我腦子很好，稍微讀兩遍就記住了。

考試的時候非常有戲劇性，我是高復班的老師，我們班四十幾個人，就坐在我旁邊一起考試。結果，我考了海寧第一名。高考成了我人生中一個非常重要的轉折，分數出來以后，整個世界就變了。全國第一次統考，我是海寧第一名，425 分，第二名是我們教育局局長的兒子，比我低很多，409 分。我去體檢的時候，大家都說考得好，縣里面招生辦專門找我，說我可以填任一所大學。

我總結了一下我考得那么好的原因，人的潛力是非常大的，發揮潛力的一種方式就是充分意識到做這件事情對自己生命的意義。高考的時候，有幾個因素讓我認識到高考對我具有如此重大的意義∶第一，高考是我唯一可能離開農村創造另外一種生活的方式；第二，當時大隊不讓我走，像我這種脾氣有點倔的人，就想偏偏考給他們看。越把事情想明白，就越能夠極大地調動潛力把這件事情做到最好，這是高考后我得到的一個非常大的經驗。

農村十年下來，原先覺得一輩子肯定就做農民了，沒想到竟然會離開，還一下子到了復旦，整個人不知道怎么回事。也許1977 級、1978 級有一批像我這樣的人，特別地感受到命運的變化，這個機會特別不容易，所以讀書特別認真。

責任編輯：單蓓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