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的風》：史詩、知識性與“返本”式寫作

作者：溫奉橋

疫情期間，我正在上海隔離，收到了王蒙先生的微信：“我宅在家里，看到已經發表的笑的中篇，居然被吸引得欲罷不能，居然又大動干戈，增加五萬多字，若干調整，成了另一長篇版。鬧得相當大。”這里所說的“笑的中篇”，是指發表于《人民文學》2019年第12期的中篇小說《笑的風》，“另一長篇版”則是指王蒙最新長篇小說《笑的風》。

作為共和國文壇不知疲倦的“探險家”，近年來王蒙連續推出了《仉仉》《女神》《生死戀》等一大批藝術精品，一次次給文壇帶來驚喜的同時，也帶來了沖擊、挑戰乃至困惑。王蒙就像金庸筆下的孤獨求敗，與自我為敵，并在挑戰的快感中創造著一個個文學奇跡。王蒙曾多次自喻為“蝴蝶”，《笑的風》真正顯示了“蝴蝶”的自由與瀟灑，悠游與從容，其史詩性美學品格、開放的文本結構以及對時代、歷史、人性等宏大命題的哲學思考,都堪稱向以《紅樓夢》為代表的中國小說傳統的一次回望和“返本”。

王蒙 著  作家出版社  2020年4月版

《笑的風》無疑是一部具有史詩氣魄和深密內涵的作品，全景式地展現了共和國60余年社會生活的歷史變遷，特別是人們思想、意識的內在變化。僅就篇幅而言，《笑的風》其實是個“小長篇”，然而，“小長篇”表現出的卻是“籠天地于形內，挫萬物于筆端”的大視野。小說的史詩性首先表現為其宏大的時空結構。小說正面描寫了自上世紀五十年代“大躍進”直至2019年逾60年的歷史，實際上小說的隱性時間跨度更大，例如通過歌曲《四季相思》、電影《馬路天使》等巧妙地把時間上溯到上世紀30年代，為讀者提供了更多回溯與回憶的可能；空間上更是從一個名為“魚鱉村”的中國北方小村莊寫起，一直寫到邊境小鎮Z城、上海、北京、西柏林、科隆，直至希臘、愛爾蘭、匈牙利。可以說，《笑的風》在一個完全開放的時空背景上，從歷史和現實雙重維度，大跨度地呈現了近百年來中國社會從鄉村到城市的廣闊圖景，特別是共和國60年來的新與變。更重要的是，小說對現代性的呈現不是靜態的封閉式的，而是在家與國、古與今、邊疆與城市、中國與世界之開放式時空語境中完成的，小說的這種時空結構，體現了作者完全嶄新的時代意識、世界意識。

《笑的風》流露著對于現代性與發展的渴望與歡呼，也滲透著對于傳統與初衷的留戀與珍惜。從本質上講，現代化構成了中國近一二百年來最重要的民族主題、社會主題，也是當然的文學主題。《笑的風》將中國現代化過程所引發的復雜心理和情感變化，納于主人公傅大成之個人愛情和婚姻生活之中，將波瀾壯闊的時代圖景納于瑣碎的日常生活之流，既濃墨重彩描繪了時代大潮的翻滾涌動，又生動細密呈現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傅大成無疑是一個蘊含著巨大歷史內涵和精神深度的審美形象，傅大成身上蘊含了當代知識分子面對傳統與現代、過去與未來、發展與固守沖撞交織的復雜情感，正如作者所言：“通過個人故事，婚戀家庭的特殊命運，愛戀情仇的情節寫歷史，寫地理，寫人生、寫社會、寫價值觀、人生觀、世界觀的沖撞與整合”。可以說，傅大成代表了一代知識分子的精神縮影，在這個意義上，傅大成與《活動變人形》中的倪吾誠完成了精神對接，他們是生活在不同時代的精神兄弟。

《笑的風》是小說，更是哲學，體現了王蒙新的探索和生命體驗。故事一般被視為小說的基本前提，但是僅有故事還遠遠不夠，還要有真正的思考和發現，這同樣是中國小說的傳統之一。與故事相比，王蒙在這部小說中更感興趣的似乎是一個關于個人、時代與命運的哲學命題，也就是說，與現實生活的宏大敘事相比，王蒙更感興趣的是作為個體的人在歷史中的位置和命運、有常和無常。在《笑的風》中，王蒙已經無意糾結歷史的細處，而是站在時間與經驗鑄就的人生高處，回望歷史，重新思考和探討個人、命運與時代之復雜糾合纏繞。就傅大成個人命運而言，因一首小詩《笑的風》，改變了生活軌跡，似乎是“天道無常”，然而從時代發展的角度而言，“無常”也即“有常”，這也就是小說所反復闡明的“時代比人強”。《笑的風》超越了《青春萬歲》的激越，也超越了《活動變人形》的決絕，是對歷史的撫摸和吟唱，更是清明和超越；是一往情深，更是回眸一笑；是萬般滋味在心頭，更是也無風雨也無晴。得與失，悲與喜，缺憾與圓滿，絕望與希望，在這部小說中都達成了新的“和解”，因為所有這一切，其實都不過是生命的固有風景。

《笑的風》還探討了生命和人性中某種悖論式境遇。悖論是生命的“無常”，是生命之偶然性，更是生命的“有常”。傅大成恰恰是在“文革”的特殊時期與白甜美的愛情變得親切安詳，和諧融洽，而當好日子來臨，當一切欲求和可能都變成現實的時候，他感到的不是圓滿，而是“得而后知未得”的遺憾，他在“找到了自己”的同時，又陷入了“再也找不到原來的自己”的尷尬乃至必然的悔意。傅大成永遠生活在“別處”，他的追求、困惑乃至躁動、折騰和缺憾，都不是單純個體性、偶然性的，是面對新的生活新的可能與機遇的必然要求和探試的欲望，與人性深層相通。從這個意義上，傅大成其實是一個具有哲學意味的審美符碼。

《笑的風》堪稱一次百科全書式的寫作。英國小說理論家福斯特曾把“廣博的知識”作為小說家的必備素質，讀王蒙的小說，如行山陰道中，時時被各種新奇的知識、見聞、說法、議論所吸引，解惑，解頤。在中國古代小說傳統中，知識被視為小說藝術的構成要素之一，如《紅樓夢》《金瓶梅》等都有大量知識性敘述。在小說的知識性取向越來越淡薄的今天，王蒙的小說返歸了小說“廣聞見”“資考證”的知識性傳統，可以說，知識構成了王蒙小說的一個獨立性審美質素和審美維度，這在當代作家中獨樹一幟。知識性構成了《笑的風》百科全書式寫作的顯在表征。在這部小說中，從飛機起落架到英國“三槍”牌自行車，從美食到荷蘭“飛利浦”電視機，從“病”到女人的“乖謬”，更不用說古今中外詩詞歌賦、名言典籍、掌故段子等知識性敘述和聯想、辭典式旁征博引等，構成了這部小說獨特的知識譜系，事實上，所有這些都不是可有可無的，例如無論是電影《小街》主題曲還是李谷一的《鄉戀》，也無論是《哈薩克圓舞曲》還是舒曼的《夢幻曲》，不但豐富了小說的審美質素、審美體驗，而且強化了小說的時代感、現代感；同時，知識性在小說藝術世界的構建和藝術品位的營造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例如，關于舒曼、勃拉姆斯、貝多芬以及柴可夫斯基的音樂知識，在小說審美功能方面，起到了添情趣、調節奏、擴空間的作用，極大提升了小說的審美品格。更重要的是，這類開放式小說寫法，突破了傳統小說僵硬的藝術規范，特別是在小說藝術越來越狹仄化、枯索化的今天，《笑的風》賡續了偉大的《紅樓夢》傳統，重塑了小說文體的豐富性、開放性，這既是小說藝術的“返本”，也是創新，拓展了小說的藝術觀念，也是對當代小說文體的解放。王蒙曾有文章專論小說的可能性，《笑的風》無疑將小說的可能性得以最大程度的釋放。

對于一個智者和充滿了創造激情的作家而言，時間也許并不僅僅是個無情的“殺手”，同時還是一個偉大的“造物主”。《笑的風》自始至終都閃耀著一種單純、清明和詩意的光輝。《笑的風》不乏毛茸茸的生活質感即細密扎實的生活摹寫，更有看似不那么“接地氣”的一面，例如“笑的風”：“笑的風”是實有，更是象征；是傅大成的一次春夜奇遇，更是青春和愛情的象征；“笑”是生活，是歷史，是時代的脈搏，也是命運和天意，更是生命的激情和夢想。《笑的風》具有一種超越現實的力量，它是心靈囈語、意念閃電，更是天啟般的哲思妙悟，既置身其中，又超然物外，二者之間往往形成了奇特的審美張力，事實上，正是這種超越現實的力量，賦予了王蒙小說更純粹更持久的藝術魅力，這本質上并非單純源自作者爐火純青的藝術技巧，而是86年人生閱歷所沉淀的超越、自信和必有的從容。

王蒙說：“只有在寫小說的時候，我的每一粒細胞，都在跳躍，我的每一根神經，都在抖擻。”《笑的風》讓我們感受到王蒙沉醉于創造的快感，沉醉于小說藝術的快感。在小說中，王蒙重獲大自在。

（作者簡介：溫奉橋，文學博士，中國海洋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山東師范大學國家重點學科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兼職博士生導師，中國海洋大學王蒙文學研究所所長，劍橋大學、斯坦福大學、華盛頓大學訪問學者，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青島市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2009年入選“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計劃”。）

責任編輯：單蓓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