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作為社會性生物，希望得到群體認同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被某個群體視為異類從而遭到排擠，在心理上這種感受可想而知。不過，群體之所以存在，往往是建立在共同的信念/理念之上，而這往往意味著融入群體的人并不具備出眾的獨創性。

不論“破局者”的動機是顛覆已有群體秩序，還是由于被群體拒絕而產生的自我突破，其人生中的某些挫敗感或許也蘊含了洞見。當然，創造力是一把雙刃劍，它產生的效能會依照社會文化環境的不同而導致截然不同的結果。

當與所有人格格不入時，很多人都會覺得很無助。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可能會意識到與眾不同也有好的一面。實際上，一項社會科學研究表明，做一個怪人，或是與社會格格不入，可以激發非凡的創造力。

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商學院教書的莎朗·金（Sharon Kim）表示，她時常注意到，有些人將他們的創造性的成就歸功于自己是個獨行者或是反叛者。金想知道被社會遺棄者是否真的更具創造力，因此她決定對這一理論進行試驗。

她邀請了一些志愿者到她的實驗室完成幾項測試。在測試開始前，金和同事告訴一部分參與者他們沒有被選入“小組”。其實并沒有所謂的“小組”，金和同事不過是想讓他們感覺自己被排除在外。另一部分人沒有受到同等的“拒絕”。

金要求參與者在紙上完成兩項測試。其中一個是，讓他們回答有什么可將一組看似沒有關聯的詞聯系在一起（比如，魚、礦和熱潮，答案是“金”。譯者注：因為金魚、金礦、淘金熱）。另一個測試是，畫一個外星人，且來自一個與地球截然不同的星球。

結果顯示，被拒絕過的人在兩項測試中的表現都更加出色。外星人那一題中，沒有被拒絕的參與者畫的都是標準的卡通火星人，而被拒絕的參與者畫的外星人則和人類極為不同——所有的身體部位都只長在一側，或者是眼睛跑到了鼻子下面。根據三位獨立評委的認定，遭到拒絕的參與者的畫作更加具有創造力。

金判斷，由此看來，遭到拒絕和創造力之間是有聯系的。而這種創造力優勢僅在那些具備“孤立自我意識”的參與者身上出現，即他們已經感覺到自己不屬于某個群體。也就是說，做一個怪人會讓你的思維打開，不斷涌現新想法。

對許多人來說，這一影響在童年時期就現出端倪。布朗大學的精神病學兼職教授阿諾德·M·路德維希（Arnold M. Ludwig）在籌備《偉大的代價》（The Price of Greatness）一書時研究了1000多位杰出人物的生平，這些人包括弗里達·卡洛（Frida Kahlo），讓·保羅·薩特（Jean-Paul Sartre）和約翰·列儂（John Lennon）。他發現，相較于商人，藝術家、作家這類從事創造性職業的人在幼時更容易被稱為“古怪或奇特”的孩子；成人后，他們比公職人員或士兵更常被視為“另類”。

1962年，心理學家唐納德·麥金農（Donald W. MacKinnon）對建筑師這個人群進行了研究，同樣發現更加具有創造力的建筑師小時候常常搬家，他說，“因此他們的鄰里關系通常比較疏遠。”毫不意外的是，許多更有創造力的建筑師說自己小時候覺得很孤獨。

一個不同尋常的童年并不是獲得更多創造性的唯一來源。在所屬的社會中被視為“怪人”同樣能增強“認知復雜度（integrative complexity）”——這是創造力的一個元素。認知復雜度高的人通常能很好地應對不確定性，并且善于處理沖突信息。他們經常能從多角度看待問題。

堪薩斯大學的心理學教授克里斯·克蘭德爾（Chris Crandall）告訴我說，處于社會邊緣的人更加敢于改變和革新社會規范。他說：“現行規范是自下而上形成的。”局外人不那么關心別人的看法，所以他們有更多嘗試的余地。

事實上，人們不止一次地發現，那些并不十分合群的人更具有打破常規的思維。那些生活在多種語言環境下的孩子——或許他們和我一樣，在某國出生，又在千里之外的異國長大——更加能夠理解大人的想法，并且總的來說，他們會成為更好的交流者。一項實驗發現，居住在國外的人尤其擅長另辟蹊徑地解決文字問題和概念問題。這或許能說明為什么畢加索在巴黎開始嘗試立體主義，喬治·弗里德里希·亨德爾（George Frideric Handel）在英國生活時寫出了《彌賽亞》。

幸運的是，對于那些從未在國外生活過的人來說，這種創造力的提升也會發生在那些思維模式不同尋常的人身上。在一項小型研究中，休斯敦大學的心理學助理教授羅迪卡·達米安（Rodica Damian）和同事讓大學生參與了一項虛擬現實測試。在這個虛擬世界里，物理學原理失去作用，物品不會墜落，反而會向上掉落。而另一個小組則在物理學原理都正常適用的情況下參與實驗。在回答“是什么東西發出響聲”時，經歷過否認物理學原理的小組的回答更具有創造性。

達米安正在研究一種理論，即所有不尋常的經歷都可以提高創造力。比如，在經歷過奇妙旅行或極限冒險之后，人們通常會反映取得突破。達米安告訴我：“這背后的想法是，當你經歷過違背常規、準則和預期的事情后，你會對這類事情更加具有包容性。你知道了世界并不一定要按照常規出牌，所以你可以打破常規。”

當然，不總是越古怪越好。如果一些不太和諧的事情發生在你身上，光是處理這些事情就會耗光你所有的精力。

不論如何，試著從積極的角度去看待自己的古怪之處——這一過程被稱為認知重估——可以幫助你應對在被視為另類后遇到的困境。把使你異常的東西重新定義為給你力量的東西，最終會讓你更加快樂。

從不同尋常的角度看問題還能提高你所屬的更大群體的決策能力。20世紀50年代，所羅門·阿希（Solomon Asch）的著名實驗揭示了隨大流偶爾會鬧出笑話。在這項實驗中，參與者被告知要將一條線與另三條線中的一個進行匹配（其中兩條線大小明顯與第三條不同），當小組中的其他人（實驗團隊人員）選擇了錯誤答案后，有三分之一的參與者也給出了錯誤答案。這一實驗是一個經典案例，顯示了人們隨大流的心態。當一個參與者后來被問到為什么這么選擇時，他說，他擔心被視為“異類”。也就是說，他不想被視為一個怪人。

但該實驗還有一個不太為人所知的衍生版本，阿希在那個實驗中引入了另一個變量。這一次，實驗團隊人員中有一位給出了正確答案，而剩下的仍然試圖迷惑參與者。僅僅有一個不同于大多數的人，隨大流的概率就下降了80%。

也許這些實驗中的參與者覺得，就算是異類，至少這位持不同意見者會和他們都被視作異類。有趣的是，即便這位持不同意見者的答案是錯誤的，參與者也更少有可能隨大流。這位持不同意見者似乎給了參與者表達不認同的許可。

多種觀點對思維的發散作用在其他研究中也得到了證實，并且強調了人群多樣化對打破現有觀點的重要性。根據一項針對說服力的研究，少數群體的觀點之所以如此有力，是因為人們會因此更仔細地審視問題。

當我們聽到了一個不同的觀點，我們會更客觀對待現有的觀點，這使得人們從不同角度看待問題。相比之下，多數群體的觀點會讓我們局限于那些支持多數群體觀點的數據。正如查蘭·內莫斯（Charlan Nemeth）和杰克·貢卡洛（Jack Goncalo）在《叛軍成群》（Rebels in Groups）一書中所指出的那樣，“少數群體激發了更多的原創性，而多數群體則激發了更多的思維常規性。”

然而不幸的是，當人們不再“古怪”時，這些優勢就消失不見了。研究顯示，當曾經的少數群體變成了多數群體，這些人的思維會變得更加封閉。古怪自有優勢，但沒有什么是永遠古怪的。（來源｜青島市精神衛生中心微信公眾號）

責任編輯：李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