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發現的日本檔案，對與“五卅慘案”并稱為“青滬慘案”的“五二九”青島慘案有詳細記載，重現了1925年青島工人大罷工的悲壯一幕——全中國工人中最英雄的部分在這里

青島各界人士游行示威，抗議鎮壓中國工人。

1925年，以膠濟鐵路工人大罷工為序幕，青島爆發了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規模空前的日商紗廠工人三次同盟大罷工。日本勾結軍閥張宗昌，武力鎮壓罷工工人，制造了震驚全國的“五二九”青島慘案。次日，英國制造了上海“五卅慘案”。兩起慘案僅一日之隔，被稱為“青滬慘案”或“滬青慘案”，成為引發五卅反帝愛國運動的導火索。罷工斗爭中，中共四方支部書記李慰農和《青島公民報》主筆胡信之慘遭殺害。

以往研究這段歷史，主要史料來源于三方面：一是檔案館等保存的少量歷史文獻；二是報刊資料等宣傳報道史料，如《向導》《大公報》《晨報》等；三是口述和回憶史料。由于第一手的原始記錄材料較為少見，對這一歷史事件的史實了解，還存在一些不系統、不準確之處。

全國、全省檔案領軍人才、青島市檔案館二級巡視員楊來青，近年在“日本亞洲歷史文化中心”查閱資料時，偶然發現日方檔案中對1925年青島工人大罷工有詳細記載，寫就《圖說1925年青島工人大罷工》一書(即將出版)。這些新的史料，從側面還原了中國共產黨對罷工運動的領導以及“五二九”青島慘案發生的全過程。他通過對日本檔案史料新的發掘梳理，使青島日商紗廠三次同盟大罷工以及“青島慘案”發生的來龍去脈，更加準確地呈現在世人眼前……

輕描淡寫的寥寥數語，

寫盡了工人的悲慘遭遇

1914年11月，日軍從德國手里奪取了青島，并占領膠濟鐵路沿線。日本資本家看中了在青島開辦棉紡織企業的種種有利條件，從1916年到1923年共建成紗廠6處，生產量占青島紗錠總數的90％左右，壟斷著青島和山東棉紗市場。日本資本家的豐厚利潤是建立在殘酷壓榨中國工人的基礎上的，求得自身和民族解放成為青島工人階級堅定參加反帝反封建斗爭的最直接動因。

日商紗廠的工人生活十分悲慘。日本檔案也毫不避諱。楊來青搜集到的日本官方調查報告等檔案，詳細記錄了日本廠主如何壓迫和剝削中國工人，日籍管理人員如何對中國工人采取歧視性、侮辱性的管理手段，從側面披露了當時中國工人的悲慘遭遇。日本《在華內外人經營工廠勞動者待遇關系雜件》記載：由于紗廠用工人數直接影響生產成本，為應對所謂工資上漲的壓力，日本廠主多將3人看車的工作量改為2人承擔，工人的勞動強度增加了近50%。1925年《青年工人問題》刊載《青島日商紗廠工人的苦況》一文也進行了詳細記載：“在做工的時候，無論有多大病癥，不準請假，請假的時候向日人哀求至再至三，不但說是裝病，還要你做更重的活，并說：你們死了不要緊，中國工人很多，死十個八個都不算什么大事情！”日本官方在調查后承認：高強度的勞動和惡劣的生產環境使工人生病的比例很高。楊來青表示，輕描淡寫的寥寥數語，寫盡了工人的悲慘遭遇。

此外，日本官方資料也印證了其蓄意大量使用童工的事實。按照日本官方調查數據，青島日商紗廠使用14歲以下的童工851人，不滿16歲的童工3908人，約占六大日商紗廠15395名工人的30%。日本官方資料中統計的最小年齡的童工僅有10歲。由于童工工作時長和男工一樣，工資比男工低，日商紗廠使用童工可以獲得更高的利潤。楊來青說，日本廠主對童工采取非人道的做法，卻在官方檔案中為自己開脫——《在華內外人經營工廠勞動者待遇關系雜件》中記載：“由于錄用職工沒有戶籍，并不清楚工人確實的年齡，各廠均根據其語言、身高等推測其年齡。”這與鄧恩銘在《青島勞動概況》中對童工悲慘遭遇的記錄是一致的：“他們到廠后過的完全都是小牛馬的生活……他們物質上營養不良，精神不舒暢，又加以沉重的工作，所以把一群可愛的小孩兒都養成乞兒不如的小病夫了。”

日商紗廠工人的悲慘處境，為青島工人階級反抗日本紗廠壓迫，發動同盟罷工埋下了伏筆。

中共山東地方組織對發動青島工人斗爭非常重視。王盡美多次來到青島，組織工人斗爭。1923年，受中共濟南地方支部委派，鄧恩銘抵達青島。雖然“實好似窮困之孤軍奮斗”，鄧恩銘還是克服了重重困難，全身心投入黨團組織建設。1925年5月，李慰農被派往中共青島地方組織工作，化名王倫，深入工人群眾，領導工人斗爭。黨組織的領導使工人運動得到了蓬勃發展，大罷工斗爭開始掀起一輪又一輪高潮。

多角度還原罷工的諸多細節

1925年2月，膠濟鐵路總工會成立后，中共青島支部趁熱打鐵，迅即在日商紗廠籌建工會。大康紗廠進展尤快，秘密報名者已有八九百人，約占全廠工人的六成。1925年4月初，大康紗廠的工人在工運骨干司明章、蘇美一等領導下開始秘密組織工會，至罷工前，加入工會的工人達2000余人。1925年4月14日，日本廠主趁工人上班時，派人闖進工人宿舍，搜去會員名冊，扣押與日方交涉的司明章、蘇美一、張致中三名工會代表，嚴刑拷問。日本《大正十四年支那暴動一件/五三十事件/北支那之部》對此進行了比較詳細的記載：工會代表被抓后，4月16日早，大康紗廠工會代表工人提出21條要求。晚上6點，工會給日本廠主田元發出一封“通牒信”：晚上8點前如果不派人到大康紗廠工人宿舍進行談判，“今晚9時以后，工會不負維持職工秩序之責”。

由于遲遲沒有得到答復，工會決定反擊，大康紗廠率先開始罷工。此外，工會派出宣傳人員于內外棉紗廠、隆興紗廠門口動員工人罷工，得到響應。4月23日晚6點，青島日商內外棉紗廠工人決定開始罷工。鄧中夏在《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中提及：“一直到后來工潮擴大到滄口各廠，日本資本家著實恐慌了。”值得一提的是，楊來青在此次搜集的日文抄件中發現，雖然四方紗廠確實向滄口日商紗廠工人展開了工作，但由于當時日本方面和膠澳當局的嚴厲管制，滄口日商紗廠工人難以發動大規模斗爭。日本史料記載，滄口方面“最后得以無事”。

罷工發生后，日本人是如何破壞工人斗爭的？楊來青說，日本方面對工人罷工的性質進行了仔細研究，《大正十四年支那暴動一件/五三十事件/調書》第1卷中記載了日方當時得出的結論“這絕非單純經濟問題”——日本廠主曾搜查了工人宿舍，搜出了《向導》《工人周刊》《勞動青年周報》《中國青年》《山東工人》和紀念巴黎公社3月18日武裝起義與共產黨成立由來等內容的傳單。以此判定，這次工人運動是共產黨領導的。日方發現工人的政治口號是：“(一)無產階級及農工會的同盟聯合；(二)打倒軍閥；(三)打倒外國資本家；(四)爭取集會、結社、罷工的自由權利。”看到這些進步的口號，日本人緊張不已，他們越發相信罷工背后的“思想根底是共產主義”，而且工人們強烈的反抗意識具有“暴動化”趨勢，必須要強烈鎮壓。

楊來青還發現，1925年4月19日，青島日商紗廠第一次同盟罷工后，日本方面表面上在經濟上有些微讓步，但拒不承認工會組織；企圖采用“持久戰”拖垮罷工，故意拖延談判時間，意在拖垮生活困苦的工人們；逼迫膠澳當局出面解決問題，借反動軍閥之手鎮壓罷工。

日本方面窮追不舍，勢必找出罷工的“煽動者”。5月4日凌晨3點，鄧恩銘在住處被捕，警察從他家中搜出了“罷工后援宣傳文書”，鄧恩銘陷入危險的境地。在中共組織和省議會副議長陳鸞書等關系的營救下，5月11日，鄧恩銘被“驅逐”出青島。危急關頭，李慰農接過了接力棒。他承擔起領導中共青島地方組織及工人運動的職責。第一次罷工長達22天之久，日本廠主為此損失慘重，不得不作出讓步。5月8日深夜，中日調停者達成復工復業協議，工人們終于取得了勝利。

大康、內外棉、隆興三紗廠復工不久，日本廠主張貼通告，三紗廠共51名工會領袖、罷工骨干被開除出廠，繼而要求膠澳當局必須取締三廠工會。以此為導火索，5月27日，青島日商紗廠爆發了第二次同盟大罷工。

日本人勾結軍閥張宗昌，決意武力鎮壓。5月29日凌晨3點，2000多名反動軍警包圍了大康、內外棉、隆興三紗廠及工人宿舍。“工人當場受槍斃命者8人，受重傷者10余人，被捕者無數。”這便是震驚全國的“五二九”青島慘案。通過《向導》對這次慘案的報道，便可感受到工人們處于絕境之中：“殘暴的日本人，竟站在樓上拿著手槍朝人群中連放，中彈的工人一個個倒在地上，鮮血噴流，染遍內外棉門前的青草。”“最悲慘的是未出場的童工婦女，一聞槍聲，相率藏入棉花包中，爬在地溝里，或是潛伏車間……后被日人搜出槍殺、水淹和活拋入海者，不知其數”。《晨報》也報道：“這次慘殺，官廳、日人設計極周，當軍警圍困紗廠，槍擊工人之時，同時即派遣重兵，堵塞宿舍，斷絕工人往來。就中強壯男丁，則囚禁一室，不許移動，每天不分男女少壯，只給兩個饅頭。有時小孩餓到無可忍耐時，至爬墻頭，出外覓食，殘暴的日人，竟在后面開手槍射擊，以至宿舍工人，個個都成囚犯，孩啼妻號，不忍聽聞”。次日，英國制造了上海“五卅慘案”。兩起慘案僅一日之隔，被稱為“青滬慘案”或“滬青慘案”，成為引發五卅反帝愛國運動的導火索。青島社會各界游行聲討“青滬慘案”制造者，支援紗廠工人正義斗爭。

“種種壓迫之下，6月10日后，工人們不得已陸續復工，然而上工人數已不到原來的二分之一。日本紗廠對工人的打罵也變本加厲。”楊來青說。7月22日，大康紗廠一名年僅12歲的李姓童工無故被打成重傷，昏倒在地。紗廠工人義憤難遏，在中共四方支部的發動下，經過醞釀，7月23日凌晨，工人們開始了第三次同盟大罷工。日本方面卻分析這次罷工的原因是“以往被捕的罷工主謀漸次釋放，再次返回四方附近活動，致力于煽動職工、復活工會；另一方面，三廠均屢屢開除工人，傷害工人感情。”所以日本資本家再度勾結張宗昌，對三家紗廠和工人宿舍大肆搜捕。全市戒嚴，一片恐怖。中共四方支部書記李慰農、同情工人的《青島公民報》主筆胡信之被捕后嚴刑不屈，英勇就義于團島刑場。

“我們敢說是

全中國工人中最英雄的部分”

“1925年青島日商紗廠三次同盟大罷工是青島工人階級有史以來第一次政治性大罷工。罷工沉重地打擊了日本侵略者和反動軍閥，為黨培養了一大批工運骨干，積累了工人斗爭經驗，為以后工人運動的復興準備了條件。”楊來青說。

檔案是傳承歷史的載體，在挖掘社會大眾的歷史記憶、重現重大歷史事件和某一時期社會生活上，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楊來青介紹，雖然日本檔案多為官方記錄，其記錄史實的立場、記錄內容的側重點及文字表述均帶有鮮明的政治傾向性，有的甚至故意掩蓋史實、歪曲歷史，但因其記錄詳細，對這些檔案在辯證分析的基礎上加以運用，仍可對還原這段歷史發揮很大作用。如很多之前難以闡述清晰的細節，甚至是當時中國共產黨如何發動工人運動，日本方面都進行了詳細研究。比如日文抄件中記載，日本廠主還從職工宿舍中搜出了工人簽字畫押的“十人組”公約，公約中記載著，“我們十個人是甚知的朋友。從此以后愿意結成極堅固之團體”等文，可見工人非常團結堅定，而日本方面搜到的工會章程恰好規定工會小組由3至10人組成。所以，日本方面得出結論：“十人組”與工會有關，這是工會的細胞，更是工會建立形成的牢固基礎。

同時，在結合日本檔案的研究中，楊來青在其他方面也同樣有不少珍貴的收獲：如他在發表于1926年5月1日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勞動大會之間的中國勞動運動》一文中看到，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說：“從青島到濟南沿膠濟路一帶，也是一個中國革命的工人區域。這里的十余萬紗廠路礦市政工人，在‘五卅’前后可悲可敬的爭斗與流血，比任何地方都劇烈；無論經過若何慘的失敗，都沒有反動的變相發生。他們雖在張宗昌鐵蹄蹂躪之下，猶念念不忘階級的組織與政治的爭斗；他們的組織，他們的理想，雖然還很幼稚，而他們的本質，我們敢說是全中國工人中最英雄的部分。”楊來青說：“‘我們敢說是全中國工人中最英雄的部分’，這是對青島工人不屈不撓三次罷工最確切、最生動的評價，足以讓世人對這次罷工的歷史意義有新的認識。”（記者 朱子鈺 李夢馨）

責任編輯：孫麗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