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藏獒》曝紅讓楊志軍躋身暢銷作家之列，而作家本人并未有多大改變，他依然故我，深居簡出，盡可能地拒絕各種聚會和邀約

●“青島是個豐盈的息壤，生成無限，掘之益多，并不是越寫越少，而是越寫越多， 光一片海，就有寫不完的點滴，何況還有山……”

●“良好的自然生態是健全的人文生態的有效依托。海山連體的青島，要保護 好海，保護好山，尤其是在一個全面發展的時代……” “我見過雪白的原、雪白的山、雪白的海/我想過雪白的城、雪白的人、雪白的愛/……/一個微粒般的人，仰面接受生活的優待，他宣布自己通體雪白，終生無害/他說他從冰川奔騰而來，滋潤一切陸海。”在五月面世的長篇小說《最后的農民工》中，楊志軍筆下的主人公寫下生命中最后的詩行，也為作家自己的人生與創作再作旁白——雪白，是楊志軍始終追尋的純粹與天真，是他心向往之并始終致力展現的高海拔的精神世界。

2005年《藏獒》的突然爆紅，讓楊志軍躋身暢銷作家之列，《藏獒》三部曲的發行量超過百萬冊，他也一度登上作家富豪榜。而這一切對于作家本人而言，似乎并未帶來多大的改變。他依然故我，深居簡出，如孤獨的隱者，盡可能地拒絕各種聚會和邀約，即便對于社交網絡，也抱持著謹慎冷靜的態度，甚至有一次直言“網絡對人類閱讀和人類的精神是一場災難。”

熱鬧是別人的，而他只在寫作中沉浸于另外一種熱烈，與世俗的榮耀無關。他要拉開距離，和歷史拉開距離，和現實拉開距離，因為他說，只有拉開距離才能看得更清楚。越是在孤寂中，思想走得越遠。

楊志軍就是這樣一個低調而獨特的存在。他出生于青海西寧，在青藏高原地區生活了40年，高海拔或許正是獨立、純凈和清醒態度的來源。早在上世紀80年代，他就開啟了對人與自然的寓言式書寫，在小說中開掘出一片充滿野性又不乏溫情的廣袤天地。據說青島的一位后輩在讀了他早期的荒原小說《環湖崩潰》后大吃一驚，震驚于有人居然敢把小說當作詩來寫。

從荒原和藏地出發，楊志軍完成了一次地理與身心意義上的跨越式遷徙，抵達零海拔基準點所在的城市青島，這一年是1995年。事實上，在此后的20年里，作家的視野從未真正從承載著和諧共生的人與自然、古老神秘的精神信仰的故地移開，荒原和藏地，依然激發著他旺盛的創作激情和詩心。

“在我的出生地青藏高原，海拔的高度和精神的高度不期冥會，也讓我的眼睛含藏了些許藍天的勻凈和大地的無污染。”即便當他一路向東，抵達海岸之時，也從未戒掉“尋找干凈和無污染的一切”的精神潔癖。

他沒有回避對城市的失望，他曾說他“反感”城市。而恰如燈燭越是黑夜越有價值，他也確信不可泯滅的人性光輝只在艱辛的生存境遇中才會熠熠閃爍，活在我們心里的永遠是那些用全部的毅力和耐心，用生命之光帶來亮度和溫度的人。作家理應給予讀者這樣一種純粹的精神維度的探討和追索。

他以高海拔隱者的身份微觀城市，試圖呈現給讀者擁有溫度的生命之光。而在此之前，他對于這座城市的關照更多停留于《齊王田橫》和《潮退無聲》似的歷史鉤沉中，其中的人物不論人生如何不堪，臨危之際，都甘愿舍生取義……而這一次書寫，他終于從對遠離現實的歷史情境中出走。

猶如樹木扎根，那些來自城市底層充滿亮度與溫度的人們，如此鮮活地在他的書寫中與這座城市共同生長。而這位生活在青島、呼吸在青島、得到城市滋養的作家身上，終于也開始散發出屬于養育者的獨特氣息。

正如他所言，“盡管坎坎坷坷、跌跌撞撞，盡管我寫得不好，也可能永遠寫不好，但命中注定我是來青島寫作的，也是來寫青島的。”這是作家楊志軍的執念，依然秉持著“隱者”的天真與純粹。透過他，我們能夠看到這座城市的信仰與熱愛，重新理解這個世界，以及我們自己。

寫小說即是在寫對于不同生命個體的感同身受

記者：您在《最后的農民工》中塑造了一個農民工的群像，對于他們所從事行業、他們的生活，如何會有如臨其境的體驗，怎樣走進他們的人生，是否做過一些深入的采訪，促成了創作的契機？

楊志軍：農民工是一個城市最常見的人群，我們每天都會接觸到，走進他們的生活并不難，跟他們交朋友，聊天，了解他們的打工經歷、收入、創業等等，但這并不是為了寫作的采訪，只是一種關切。

常常會是這樣的：你聊過天的朋友，你送過衣服的朋友，你給過工錢的朋友，很長時間不見了，因為他們回老家或者去了別的地方，你會悵悵地想念。更多的農民工你只是見過一兩面，打過一兩次交道，但你會對他們的憨厚、誠實、樸素或者狡黠、偏狹、自私留下深刻印象。

十多年前，剛搬進小區時，巡夜的農民工會牽著狼狗在小區外面一圈一圈轉，我的散步也就成了隨他而轉，邊轉邊聊，后來連狗都認識了我，不咬我。我刻意關注過的一是建筑工地，一是裝修人群。我剛來青島時工作和居住都在東部，東部剛開始建設，到處都是建筑工地，飯館、商店、市場、馬路上也都是農民工的身影，有幾個幫我搬過家的人跟我常有接觸，我了解了他們，他們也了解了我。但這也不是有目的的采訪。

我是個恐高的人，有一次好奇跟著司機爬上了一座并沒有升到很高的塔式起重機，聽司機講如何操作一左一右兩個手柄，嚇得我兩腿發軟，不敢看下面，他說什么根本就沒聽進去。我很佩服架子工，也跟他們聊過天，才知道看上去在腳手架上如履平地的他們心里也是緊張的，但是沒辦法，得掙錢。小說中同樣恐高的主人公常發財寫詩：“在我永遠的仰望里，有所有的所有的架子工。”這都是真情實感。

我20歲時曾在陜北富縣“支農”，具體說就是帶領一個生產隊“學大寨”，后來我當了記者，也是一個農牧記者，經常在農村牧區采訪。近些年我有時也會跟著朋友回他們的農村家鄉看看。但這些都不是為了寫小說，它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只不過是沒有忘記，喜歡感同身受罷了。

記者：常發財這個角色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感覺您將他塑造成了一個完美到幾乎沒有任何可指摘的缺點的人，正因如此他才不得不以離世告終嗎？這個人物也常常讓我聯想起《平凡的世界》中的孫少平。您能講講您在塑造角色中的一些考慮嗎？

楊志軍：我的想法是這樣的：他有雪白的人生，他是生活的主導，他是“人”的標準，他有悲劇的生命，也有方方面面的失敗，但他雖敗猶榮，因為他沒有一天丟失自己的靈魂。千萬不要認為這僅僅是一種理想人格，生活中這種人是有的，或者很多人身上的閃光點加起來就是這樣一個人，或者我們的全部努力、所有的掙扎，就是為了變成這樣一個人。

他叫常發財，但并沒有發財，因為生活中大部分人都沒有發財；他寫詩，卻沒有機會發表一首詩，因為大部分人的才情都處在被淹沒的狀態中；他愛翠蓮，卻沒有過一次真正的表達，因為大部分人都是不能愛其所愛；等他終于有了愛情，生活也有了歸宿，卻已經是生命的末尾。他戰勝了扼制人發展的邪惡、欲望、艱難困苦，贏得了生命的質量和別人的尊重，卻無法戰勝命運的安排。并不是無可指摘的人才會離世，而是紀念碑只會樹給死去的人，這就是悲劇的價值。悲劇不是人死了，而是好人死了，不是該死的死了，而是不該死的死了。

以自省與警告的態度克制“遠離”和“逃避”

記者：青島的創作背景在《最后的農民工》這部小說中具有怎樣的特殊性？為什么會選擇書寫這樣一個群體？

楊志軍：對這部小說來說，青島是唯一的背景。青島的發展史也是我書中人物的成長史。就像小說告訴我們的：“青島是一座農民工用厚繭之手托起的城市，農民工的潮水般涌入，早在1897年青島開始依托小漁村小商埠建造城市時，就已經發生了。而它的現代化進程，則完全依賴于農民工的第二次潮涌。”

農民工以一種不可遏制的氣勢出現在大浪翻卷的潮線上。而他們進城后必須面對的，除了工作與生存、創業與發展，還有一個道德完善和精神再造的問題。大移民時代，如果農民工不能在道德精神上超越自己，如果他們缺乏足夠的清潔能力，而向城市固有的人格錯位和人的惰性以及庸俗的小市民習氣靠近，如果他們不能在拯救城市的同時也拯救自己，就將影響他們的未來和城市的氣質乃至整個民族的文明程度。對充滿各種欲望的人類來說，人性的升華是唯一的也是最后的出路。

記者：若干年前您曾經說過，您的寫作從某種程度上是對現實的逃避，源于對城市的失望。現在，您怎么看？

楊志軍：作家的生活和思考永遠都處在當下的腳踏實地的基準點上，不管他寫什么，都不可能做到徹底地遠離現實。我看待自己的作品，常常帶著自省和警告的態度，有一點“遠離”和“逃避”我都會意識到并且指出來。我失望于城市生活的種種缺陷，尤其是人性的缺陷，但又想在失望中發現希望。《最后的農民工》就是一部沒有回避缺憾的希望之書，我在思考人性的高度，想讓人看到在低洼地里崛起的高山也有可能像青藏高原的雪山那樣，帶有莊嚴的潔白。

一個作家，不管你發現了多少不盡如人意之處，都不能放棄你的標桿——“人”的標桿、精神的標桿、思想的標桿、生活的標桿，而道德便是這個標桿上的重要刻度。我出生于城市，鐘情于雪山草原，并在那里獲得了滋養，我寫它們，謳歌它們，帶著一種情不自禁的沖動。來到青島后，我發現了潮濕與泥濘，尤其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不像高原那樣干爽。

城市除了建筑的鱗次櫛比，還有人際的錯綜復雜，這對一個人的時間和精力簡直就是災難性的剝奪。我不反感城市，但我反感在城市集中體現的那種油膩和庸俗的氛圍。我崇尚簡單、干凈、清爽，也常常把它們體現在小說的人物身上。

穩固的現實中還有一種相當活躍的可能性，只要我牢牢抓住不放，就可以通過寫作緩解我對人性的焦灼和對環境的憂患。

我說的環境既是人文的也是自然的，這兩者相輔相成，良好的自然生態是健全的人文生態的有效依托。海山連體的青島，一要保護好海，二要保護好山，尤其是在一個全面發展的時代。

根深葉茂的大樹都體現了與土地最恰切適度的關系

記者：我注意到，對于海的描摹在書中反復出現，似乎有意流露出人與海的情感交織。您對海的書寫，是否與您之前創作中的荒原意象一樣，都是在強化人與自然的某種關聯？青島的海對于您的創作具有怎樣特別的激發？

楊志軍：您說得對，荒原意象是我表達青藏高原人與自然關系的標志，海是我書寫青島這座山海都市的標志，沒有海就沒有青島也沒有我的都市小說。海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品位，它是自然給我們的恩賜，每一朵浪花的翻起都是一個慶典。我喜歡海，就像我喜歡雪山和草原。

我的景物描寫是情不自禁的，要是刪掉關于海的描寫，小說就會失去幾乎所有的境界。我發狂地熱愛大自然，我喜歡青島首先是因為喜歡海，這就是我描述海的理由。我關于青島的小說幾乎都是寫海，寫海賞賜給我們的故事和人生，比如《潮退無聲》《無岸的海》《海底隧道》《海上搖滾》《潮鐘》《齊王田橫》等。

記者：一本小說如何根植于一片土地？這大概也是每個作家都想要在創作中回答的問題，您如何作答？

楊志軍：文學根植于土地并不是一個主觀選擇的問題，它是一種自然而然的生發，你活著，你被土地托起，被人文養育，你是土地的一部分，也是人文的一部分，你和你的作品都不期而然地散發著養育者的氣息。對一個生活在青島、呼吸在青島的作家來說，你首先得接受青島對你和你的作品的塑造，其次才是你對青島和青島人的塑造。

好比一棵樹，你可以選擇扎根的地方，但你左右不了大地對你的滋養和幫襯。凡是根深葉茂的大樹，都體現了它們跟土地最恰切最適度的關系。

記者：從高原到零海拔，從藏地到鬧市，從動物到人，如此大跨度的書寫，之間有怎樣的聯系？有沒有一個不變的內核？

楊志軍：大跨度的寫作需要時間的磨合，我在青島26年，寫了一些關于青藏高原的作品，但我沒有一天放棄對青島的觀察和挖掘，這種觀察和挖掘也讓我斷斷續續寫出了一些反映青島生活的作品，比如長篇小說《潮退無聲》《無岸的海》，最近出版的《最后的農民工》，兒童文學《海底隧道》《海上搖滾》，中篇小說《齊王田橫》《永遠的浪漫》《風中藍調》，還有一些短篇小說和非虛構文字。

對一個作家來說，童年和青年的生活積累和體驗最重要，它基本可以決定他寫作的走向。但我的童年和青年都跟青島無關，所以我必須帶著一個孩子的謙虛和無知來面對青島的一切，必須帶著好奇和熱忱去熟悉去了解這座城市的方方面面以及原本生活在這里的人。有的我喜歡，有的我不喜歡，但不管喜歡還是不喜歡，我都得習慣并且要搞懂為什么會這樣？我在青島的生活就是天天都問為什么，加起來也有“十萬個為什么”，所以說我對青島的書寫也僅僅是開始，青島是個豐盈的息壤，生成無限，掘之益多，并不是越寫越少，而是越寫越多，光一片海，就有寫不完的點滴，何況還有山，數數山上的石頭，你就知道還有多少東西你沒有觸摸到、了解到和描摹到。不能懈怠和滿足，不怕慢，就怕站，站著不動就完蛋，生活是無處不在的，只要往前走，就一定有吃的，好的作家都是饑餓的狗。

文學理應彰顯簡單、干凈、清爽的“純粹”價值

記者：關于農民工的題材，許多作家都寫過。但能夠明顯感知您在小說中傳遞出的某種能量：不論現實如何酷烈，生命本身總有一種充滿希望的向上的力量，美好、有光，這是您希望文學能夠傳達給大眾的品質嗎？作為作家的您是否背負此種使命感？您如何看待文學的使命？

楊志軍：文學從來不會放棄對人性的抑揚，我希望我能無情地直面人性中的丑惡，同時也能富有成效地建樹人性的善美，給人活著的勇氣，亮起暗夜里的燈光，這是文學的使命。我們從事文學就是按照文學本應該具有的模樣來確定自己努力的方向，從這個意義上說，使命感不是你想不想有，而是你必須有。

記者：您是否會擔心您所崇尚的簡單、干凈、清爽的價值取向，也可能會讓您筆下的人物角色性格過于單一和純粹，因而背離城市寫作的某種復雜性？

楊志軍：有群體的復雜性，也有個體的復雜性。在群體的復雜性里，既有常發財的亮堂、馬離農的奮進、罩子以命相抵的懺悔、翠蓮的堅韌、郝進青的潔身自好，也有陶三為小偷小摸而自剁兩個手指頭的行為，有包爺改邪歸正保護女孩的義舉，有包玲為了貞潔的墜樓而亡，更有李帶來的兇殘、老段的陰險、光光和麻成的墮落、劉惠民的自私貪婪、張樂年的無能狹隘等等。

個體的復雜性體現為人性的渾濁，也就是處于中間狀態的亦好亦壞，正因為有了這種復雜性，我們才發現簡單、干凈、清爽的價值取向是多么珍貴。我想把珍貴至少保留在小說中，并不想為了人性的復雜而忽略“純粹”的價值。

記者：在作家圈，您一直被視為一個習慣于孤身穿行荒原和城市的特立獨行者，這種孤獨感會對您造成困擾嗎？

楊志軍：孤獨不會造成任何困擾，也許它正是我的期待，我是一個不愿意趨同從眾的人，跟世俗保持一定的距離是我的習慣。

記者：記得多年前您說過，“互聯網只有消費閱讀而沒有精神閱讀。”現在您對網絡文學的態度是否有所改變？

楊志軍：沒有改變。現在是消費文學越來越多，精神閱讀越來越少。如果文學都變成快餐，就一定沒有多少營養。互聯網的作用是提供大量信息，但它并不利于精神的沉淀。非寧靜無以致遠，非淡泊無以明志。古人的話現在還有用，而且越來越重要。（青島日報/觀海新聞記者 李魏）

責任編輯：單蓓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