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時間于杭州工藝美術博物館落幕的“永遠有多遠——博物館@當代藝術跨界系列II”將歷史文物與當代藝術并置展出，圍繞“永恒·永在·永生”，呈現從古至今關于“生命觀”的認知與表達、實踐與想象
在博物館里的文物展中引入當代藝術作品，正在形成一道展覽策劃新風景。如此 “混搭”不僅接連擦亮大眾視線，也引發熱烈討論甚至是爭議——有人直呼 “令人耳目一新”，也有人質疑“文物的嚴肅性會不會被消解”。正因兩種不同聲音的存在，業內認為對于文物攜手當代藝術的理性審視相當必要，并且頗具現實深意。
文物混搭當代藝術作品，蘇州博物館的“畫屏：傳統與未來”、杭州工藝美術博物館的“女神的裝備——當代藝術@博物館”“永遠有多遠——博物館@當代藝術跨界系列II”、四川博物院的“物·色——明代女子的生活藝術展”、云南省博物館的“摩梭MOSO：家庭·婚姻·對話”等，無不是國內最近兩三年給人們留下深刻印象的此類展覽。單單今年以來，上海即有寶龍美術館的“大美之頌——云岡石窟千年記憶與對話”、上海大學博物館的“三星堆：人與神的世界”之“當古蜀文明遇到當代藝術”展開文物對話當代藝術的嘗試。即將于西岸美術館揭幕的“抽象藝術先驅：康定斯基”中國首個大型回顧展，恰恰也印證了混搭式策展趨勢的形成：這個展覽將西方現代藝術抽象先驅的杰作與中國古代簋、卣、甗等青銅器匯集一堂，其中有五件商晚期至西周期間的中國古代青銅器展品借展自上海博物館——只不過，這一次文物是“伴唱”。
在藝術展覽跨界越來越不鮮見的當下，文物牽手當代藝術緣何格外令人關注？不同于藝術+科技、藝術+時尚等跨界，文物與當代藝術看似同屬于大藝術的范疇，其實代表了兩個極端——文物作為歷史強而有力的物證，指向的是過去，核心在于物質性；而當代藝術觀念性遠遠重于物質性，指向的是未來。有意思的是，它們又是殊途同歸的，文物發現先人的生活，當代藝術發現未來的生活，兩者的關鍵詞都是“發現”。這兩者的對話之所以能產生張力，很大程度上即在于加以并置的它們能夠互為驅動，催化出更多思考的空間。
文物與當代藝術交疊，對于它們彼此或許都是一種激活
一方面，以當代藝術作品作為一面鏡子，距今久遠的文物對于當下的人們而言或將擁有可親可近的“接口”。
盡管博物館里的文物富含歷史、文化、藝術價值，可讀懂它們并非易事。很多時候，它們與大眾之間的連接僅止于三行字說明，分別是名稱、年代和來源地。而出現在文物展中的當代藝術作品，像是將文物或傳統文化進行了一次“轉譯”，承載了今天的藝術創作者的審視與理解。這樣的闡釋未必權威，也未必可以說更便于理解，卻提供了關于文物的另一種“打開方式”，讓觀眾覺得新穎有趣，留下更為深刻的印象。這些當代藝術作品由策展人或基于展覽主題精心挑選，或邀約藝術家有針對性的創作，不約而同呈現出與同展亮相的文物的緊密關聯——或靈感直接來源于文物，或與文物指向同一個經典母題，借助于當代藝術的活力來激活文物。
隨著這些天三星堆考古沖上熱搜，那些仿若天外來客的三星堆文物，作為古蜀文明的代表，正為更多的人們知曉。前不久亮相上海大學博物館的“三星堆：人與神的世界”之“當古蜀文明遇到當代藝術”，在以文物概覽式呈現三星堆文明的同時，邀約了近十位青年藝術家在現場觀摩展覽中的三星堆文物之后“頭腦風暴”再進而分頭創作，提供了“打開”三星堆文明的別樣可能。名為《不可聞不可尋》的裝置作品，出自黃賽峰的創意。懸掛在空中的紅、橙、藍、紫等炫彩亞克力板上，藝術家用國畫技法呈現著想象中的三星堆生活，神樹、祭祀臺……觀眾走近作品，還能從半透明的材質中窺見自己，似乎意味著所有的探索最終都要回到自己的內心，追問本源。三星堆縱目面具及特有的眼睛崇拜給柴文濤留下了極深的印象。他用了長約一分鐘的影像作品將遙遠的古蜀國人請到現代人的世界里看看，以一只放大的眼睛貫穿全片，并以正負片相疊加的方式打開歷史與今天。
另一方面，將以文物為代表的傳統文化元素作為創作靈感，中國當代藝術獲得了內生的動力、向前探索的底氣。
長久以來，中國當代藝術的處境有些尷尬。自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誕生之時起，它就走了一條“向西看”的路，頻頻“拿來”西方現代包括部分后現代諸流派的樣式、手法，以至于，它所遭受的“抄襲”質疑從未停歇。這樣一種藝術的所謂新貌，很多時候不是文化自覺帶來的，因而中國當代藝術探尋出路顯得尤為必要。從文化的基因上來探尋，可謂一種有效路徑。事實上，放眼歐美，人們不難發現，諸多前衛的當代藝術作品都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都離不開所處地域的土壤或是對于本土歷史文化的不斷演練。
蘇州博物館一年多前舉辦的“畫屏：傳統與未來”上，與國內外14家博物館文博藏品同樣驚艷的，是與之并置的九位當代藝術名家作品。50余件文物圍繞屏風展開，這是傳統美術中耐人尋味的角色，把圖像、空間和物品凝聚于一體。而展出的當代藝術作品，則讓人們看到雖然屏風這一形式如今退出了日常生活，卻已內化為中國藝術基因的一部分，生成中國藝術家深層思維中的持續生命力。對于參展的藝術名家而言，綿長的傳統文化已經形成他們的靈感源泉，針對此次展覽他們又進一步圍繞屏風并且依據展出環境定制作品。例如，展望參考蘇州園林中的花窗形式，以不銹鋼材質創作了雕塑《三個對窗》；宋冬創作了《水屏》，收集108件蘇州當地居民的生活用品作為盛水工具，邀請觀眾在水屏上書寫；徐冰利用干樹枝、棉絨、紙條和塑料袋，采用屏風的空間結構，創作了自成畫屏的立體山水圖《背后的故事：仿大癡山水圖》……
這種新穎的策展方式，或許踏準博物館原本正在經歷的轉型
文物與當代藝術的聯姻，不僅對于它們彼此都是一種激活，對于促成它們攜手的場域——通常是包括美術館在內的藝術博物館，同樣帶來全新的可能。并且，這種可能踏準了博物館原本正在經歷的轉型。
當今的博物館正由“以藏品為中心”轉向“以觀眾為中心”，被認為不應滿足于自上而下灌輸知識，而更應強調積極的互動、體驗、學習，真正將博物館與人們當下的生活、社會的未來聯系在一起。當代藝術作品與古老的文物并置展出，無論從視覺沖擊還是交互體驗上，都碰撞出一種新奇感，能夠激發觀眾更豐富的感受，使其從被動轉向主動，帶來更多討論、想象、思考、探索的空間。哪怕觀眾的理解各不相同，卻都無疑強化了展品的可解讀性。至于此類展覽究竟能給觀眾以及博物館本身帶來多深遠的回響，取決于策展的創意。
杭州工藝美術博物館去年年底結束的“永遠有多遠——博物館@當代藝術跨界系列II”，就表明是邀請觀眾來思考的。近80件來自11個文博機構的文物藏品多是墓葬考古及相關遺存物，表達著素樸的“生死觀”，寄寓著古人對于永生的渴望。而20余件當代藝術作品則運用了很多新技術手段，將今人的思考注入“永生”話題。跨越古今的展品以類似于小說情節敘事的方式串聯成參觀展線，觀眾穿梭其間，或將開啟對于生命觀的思考。并且由于展期處于疫情期間，展覽似乎又被賦予更多可以疊加的個體和社會經驗。這樣一種創新的策展方式，給這家博物館帶來了超乎想象的新觀眾：以約2000人為統計樣本的問卷顯示，近七成觀眾是因為這個展覽而第一次走進杭州工藝美術博物館。
未來數年間，文物與當代藝術并置展出應當不會成為文物展的主流，但定然會越來越頻繁地出現——這更像是博物館與傳統范式說再見的一種實驗，探索博物館如何實現知識生產意義上的民有、民享和民用。
需要留心的是，文物與當代藝術的組合格外講究。從歷史深處走來的文物，首先需要敬畏。并非所有主題都適用于文物與當代藝術的連通，并非隨便兩件作品都能有效混搭，更不可以創新的名義讓當代藝術成為文物展莫名其妙的“攪局者”。文物與當代藝術之間理想的匹配，需要推敲并置的邏輯敘事，這將給策展帶來更大的挑戰，同時也是更多的可能。（文匯報范昕）
責任編輯：李鵬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