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見奈良》3月19日上映

從奈良到東北，再從東北回奈良，短短的幾十年，凝結了日本遺孤兩代人的辛酸與苦楚，更是牽動跨越兩國的親情與鄉情，斬不斷，理還亂。賈樟柯與河瀨直美監制的電影《又見奈良》3月19日上映，影片用相對輕松、安靜的敘事風格，試圖本著大愛無疆的普世情懷，通過中國語境的表達，為這段歷史中苦難小人物的遭遇，注入溫情。

電影以中國養母陳慧明遠赴奈良尋找失去音信的養女麗華為線索，以麗華的日本名字為突破口，通過象征手法，把日本遺孤被邊緣化、失去自我存在感以及異鄉的孤獨感，淋漓盡致地表達了出來。電影所反映的是日本遺孤在日本社會的身份認同問題，題材敏感，點到為止。其實，日本遺孤回歸母國后，多數人無法融入日本文化，不被日本家庭接納，面臨跨文化沖突與身份認同困境。

日本的“異鄉人”

戰后日本喪失了海外殖民地，為凝聚民心，復興國家，日本精英在文化上努力建構單一民族國家認同。日本一度呈現出強烈的民族主義和團結一致謀發展的情緒，這為日本經濟騰飛起到不小的作用，但也留下了狹隘的民族主義價值觀。

隨著日本經濟高度發展，社會逐漸老齡化，日本面臨少子化、勞動力短缺的大問題。日本從勞動力出口國，不得不變成勞動力進口國。這挑戰了日本單一民族國家的文化建構，讓很多日本國民不適應。

上世紀70年代，接受印尼勞工是日本從單一民族國家走向多元的標志。然而，也正是在這個歷史當口，中日恢復邦交，日本遺孤為了回歸日本故里，也為了謀求日本高福利，從而踏上歸國的道路。歸國遺孤很多是來自東北的農民，受教育水平不高，多數年齡偏高。

從文化認同上，他們是地地道道的中國人。所以，他們剛回到日本就獲得了類似印尼勞工的社會地位，被定義為“異鄉人”。這導致遺孤們不被認同為日本人，同時也喪失了中國人身份。這在文化心理上，給他們造成了巨大的傷害。孤獨感、陌生感、被拋棄感尤為強烈。

日本NHK關于遺孤的紀錄片有很多種，日本對他們的敘述更多是描述苦難，表達同情，從未反思戰爭，反思日本政府對這些人的虧欠，同時也沒有在“語言敘述”的角度真正接納他們為日本同胞。日本人敘述這一問題的視角極為片面，客觀上不利于日本社會對他們的文化認同與接受度。

遺孤歸國，文化格格不入

除了日本社會、大眾媒體對遺孤的認識存在偏見外，中日的文化差異、發展差異、認知差異，也是導致遺孤融入日本困難的重要原因。日本學習了東方文明，又雜糅了西方文明，在家庭關系、鄰里關系方面，在對親情的認識方面等，都與中國不同。

遺孤回國后，多數與日本的父母、兄弟姐妹無法生活在一起，甚至有些見了一面后就不再往來。很多遺孤年紀大了，帶著老婆孩子來到日本，孩子長大后已經不會中文，而自己不會說日文，最終導致自己與孩子都無法溝通。這樣的案例比比皆是。

在婚姻選擇上，多數遺孤以及遺孤二代、三代依然會考慮與中國人結婚。身在日本，尋找中國配偶并不容易，所以在日本留學的中國學生成為他們最佳的選擇。唯有與中國人結合，才能排遣他們內心的孤寂與思鄉的寂寥。

很多遺孤終其一生都沒有改掉中國人的習慣與中國的語言，行走坐臥，儼然淳樸的東北人。對他們來說，日本是祖國，但東北才是故鄉。然而，日本政府的一些特殊政策，讓他們與故鄉不得不說再見。電影中曉霞的悲劇，其實與日本的特殊政策也有關系。

融不進母國，回不去故鄉

在《又見奈良》中，養女曉霞與陳慧明失去了聯系。陳奶奶去奈良尋女的過程中，慢慢解開了曉霞與她失去聯系的原因。其實，電影并沒有觸碰一個冰冷的現實，那就是日本政府對遺孤的強制同化政策，客觀上導致遺孤“融不進日本，回不去東北”的殘酷現實。

中日建交后，日本政府對遺孤的歸國總體上是積極的。只不過，日本政府急于求成，希望他們快速日本化，融入日本社會，自力更生。遺孤回到日本后，政府會安排生活指導員，幫他們融入日本。他們有機會參加日語培訓，學習日本語言、文化和基本技能。

這些行為的發心都是好的，然而在執行的層面上走樣了。如，生活指導員、日本親戚等，會強制要求遺孤斷絕與中國親友的聯系，不再說中國話，強制說日語。這導致了惡劣后果——很多遺孤的子女、孫輩，甚至以家人曾經是“中國人”而深感恥辱。

按照真實的歷史邏輯，曉霞應該是遭受到日本親友、社區、生活指導員等方面的壓力，不得不斷絕與中國養母的聯系。然而，人心是肉長的，感情是不可能磨滅的。這種反人性的教化、同化和改造政策，對遺孤一代造成的傷害是巨大的。后來日本遺孤通過與政府打官司的對抗方式維護自己的權益，一定程度上也是對這些不友善政策的強烈反抗。

中國的文學作品、影視作品，在表達遺孤問題時，更多是“中國敘述”，講述中國人的寬容、偉大、母愛、無私，然而很少有人從日本遺孤的角度，深入了解他們精神世界的漂泊與痛苦。《又見奈良》在不失中國敘述特色的基礎上，基本做到了對遺孤本身的關懷，非常可貴。

責任編輯：單蓓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