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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島日報2021年3月15日5版

楊明齋，延伯真：那些塵封的往事

未曾遺忘

“楊明齋系平度縣人（何處公社、大隊不明），早年赴蘇聯謀生，后加入蘇共。1920年，他作為共產國際派往中國的代表維金斯基的翻譯回到中國，出席過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對于建黨建團和早期革命事業做出過許多貢獻。如有收藏有關楊明齋的文件、著作、照片等資料或了解其身世的同志，請與縣委黨史資料征集辦公室聯系。”1982年11月6日，《平度大眾報》頭版發布征集啟事，讓楊明齋這個“較早加入布爾什維克的中國人”，走進家鄉普通人的視線。尋找楊明齋，隨即在平度乃至全國展開。

延伯真（1897-1968），青島發展的第一個共產黨員，他的名字散落在青島、煙臺、濟南、哈爾濱等地的黨史中，他在蘇聯遠東情報局任情報員的那段經歷更是鮮為人知。有人將他稱為廣饒縣最早的共產黨員之一，有人把他在東北的經歷視為傳奇，有人評價他脾氣太犟……經過知情者、黨史研究者和記者接力式地查尋、打撈、梳理，那些崢嶸歲月里的標記和散落的記憶，匯聚起楊明齋、延伯真傳奇而迥異的一生。

“萬里投荒，一身是膽”

1982年11月6日，《平度大眾報》頭版發布《廣泛征集楊明齋的資料》啟事，讓楊明齋這個塵封已久的名字在家鄉大地上再次擦亮。

“楊明齋系平度縣人（何處公社、大隊不明），早年赴蘇聯謀生，后加入蘇共。1920年，他作為共產國際派往中國的代表維金斯基的翻譯回到中國，出席過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對于建黨建團和早期革命事業做出過許多貢獻。”啟事里寫明，“如有收藏有關楊明齋的文件、著作、照片等資料或了解其身世的同志，請與縣委黨史資料征集辦公室聯系。”

青島黨史紀念館內陳列的楊明齋照片。王 雷 攝

這則啟事發布之前，“尋找楊明齋”已開展了半年多。負責這一任務的，是時任平度縣委黨史資料征集辦公室副主任張升善。2021年2月，91歲高齡的張升善在家里接待了記者一行。據他回憶，1981年建黨六十周年之際，山東早期女黨員王辯向鄧小平提出，在整理黨史資料時不能忘記楊明齋，不能忘記早期中共黨員對革命人才的培育和幫助。“1925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期間，總務部門楊明齋管理我們的生活。如果沒有他，咱們的同學們得不到順利的成長。”據王辯追憶，楊明齋曾在學生座談會上透露自己籍貫是山東平度，于是鄧小平致信山東省委，關于楊明齋這位中共早期黨史重要人物的史料整理就此拉開序章。

建黨歲月，篳路藍縷

1919年五四運動后，注意到革命形勢發展，共產國際向中國派出工作組。1920年4月，共產國際代表維金斯基一行抵達北京，擔任翻譯的是一位身材高大、俄語熟練的山東人楊明齋。他負責幫助共產國際聯系當時著名的兩位共產主義者“南陳北李”（陳獨秀、李大釗），隨著他參與籌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組建中俄通訊社和外國語學社，楊明齋的名字逐漸為革命者熟知。

在中國共產黨創立時期，楊明齋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在上海法租界租賃霞飛路漁陽里6號開辦外國語學社，親自教授俄語。學員之一、著名翻譯家曹靖華回憶，外國語學社其實是只有五六十平方米大的房子，放了四十余張桌子。這里是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發祥地，為黨的成立培養了許多人才。就是在這里，成立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楊明齋擔任進步青年的指導工作。

1920年冬至1921年春，上海黨團組織從外國語學社挑選出二三十名團員，由楊明齋具體安排，分批介紹赴蘇俄學習，許多同志如劉少奇、任弼時、肖勁光、羅亦農、任作民、何今亮、許之幀、曹靖華等，后來都成了著名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黨在上海發起組籌建過程中，為建立一個活動基地，由楊明齋經手租賃漁陽里6號，共產國際工作組成立中俄通訊社，為宣傳十月革命、宣傳馬列主義發揮了積極作用。1921年，楊明齋、張太雷作為中國黨組織代表趕赴蘇俄伊爾庫茨克，向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匯報情況。1920年8月，楊明齋由俄共布爾什維克黨員轉為中共黨員，成為最早的五十多名黨員之一。

先烈蹤跡，苦苦尋覓

楊明齋這樣一位在歷史上有著重要地位的共產黨人，自然也是黨史工作者的關注重點。在接到鄧小平的親筆信后，山東省委責成昌濰地委辦理，昌濰地委責成平度縣委成立黨史辦公室，發掘整理楊明齋資料。1982年3月，時任平度縣委書記趙藍田把任務交給時任縣委黨校副校長的張升善。經過三個多月調查，張升善和他的調查團隊從平度西關、魯家丘找到了兩個“楊明齋”，經過進一步調查后確認只是同名同姓而已。考慮到化名因素，調查范圍逐漸擴大，但歷經多輪尋找未果，最終張升善想到了登報，于是就有了《平度大眾報》上的啟事。

“見報三天后，我們收到一封信，來自馬戈莊公社馬戈莊村民楊德信，信上說，‘報紙上找的楊明齋，就是我伯父’。”四十年后，張升善仍然記得當時的激動之情，“當時真的是如獲至寶，真的找到楊明齋了！第二天飄著雪花，我騎著車子冒雪去了馬戈莊村，楊德信正在村大隊飼養室里喂牲口，‘你叫楊德信？這是你寫的信？’‘是，楊明齋就是我的親大爺。’”

1882年3月，楊明齋生于平度馬戈莊，當時家里六口人，種著十多畝老地（平度舊制，老地一畝約為今兩畝半），家境尚可，因此楊明齋得以進入村學學習古典文化、四書五經，成為當地的學問人。據親屬回憶，楊明齋19歲時由家里做主娶妻，妻子不久病逝。此時社會混亂，人心惶惶，德國帝國主義借口巨野教案侵占青島，“楊明齋當時經常在村西膠萊河河沿走來走去，反復思考國家、民族和自身的出路。”當年平度素有“死逼梁山上關東，走投無路下崴子（海參崴）”的民間說法，1901年3月，楊明齋告別家人，帶著親友湊的幾塊錢踏上闖關東之路，在哈爾濱的工廠里干了一多月，掙了錢才到海參崴，借住在同鄉的一位街坊叔叔家里。

在海參崴期間，楊明齋先后擔任記賬員、礦工，練就了一口熟練的俄語。1908年，楊明齋深入西伯利亞，時而工作，時而半工半讀，作為貧苦工人接觸到了布爾什維克思想。黨史學者、中國石油大學教授余世誠的研究顯示，楊明齋在“十月革命”前成為布爾什維克黨黨員，“他是已知較早加入布爾什維克的中國人。”

1985年張升善在呼和浩特采訪楊明齋的堂弟楊好清，據其回憶，楊明齋曾參與了1917年十月革命，“打進莫斯科，進了克里姆林宮。”積累了豐富的勞工經驗、戰斗經歷之后，他進入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深造，系統學習馬列主義思想。1920年，共產國際向中國派駐工作組，小組負責人維金斯基曾經在海參崴與楊明齋一起從事過革命斗爭，互相了解、熟悉，因而楊明齋作為翻譯加入小組，踏上歸國旅途。

1901年至1920年，楊明齋用近20年間完成了去國歸國的歷程，離開時是一個迷惘的有志青年，歸來時已是一個成熟的革命者，李大釗對楊明齋做出了“萬里投荒，一身是膽”的高度評價。

“失蹤者”終被尋見

《中華魂》2012年第一期《名家曹靖華要尋找的老師》一文披露，作家、翻譯家曹靖華曾經在1954年向周恩來總理打聽老師楊明齋的下落，曹靖華先后在外國語學社、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與楊明齋有著深厚的人生交集。曹靖華稱，“幾十年來一直懷念著他，不知最后怎樣了。”而周總理也對楊明齋做出了“忠厚長者”的贊語（《青運史資料與研究》第三期《曹靖華同志談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情況》）。

據余世誠、張升善的研究，1922年中共二大之后，楊明齋對“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持不同意見，不過他服從黨的決議，作為蘇聯顧問團的翻譯在廣州做促進國共合作的工作。1925年，楊明齋遠赴莫斯科中山大學總務部門工作，負責全校500多名中國學生的衣食住行。當時，莫斯科生活物資奇缺，他克服種種困難，保障了這群遠離祖國的年輕人在異國安心學習。

楊明齋不僅是一位革命工作者，也是一位理論研究者。針對上世紀二十年代的復古思潮，楊明齋于1924年出版了四卷十六章的《評中西文化觀》專著，闡述以社會主義道路改造中國的思想見解。1927年夏天，中國大革命遭遇失敗，楊明齋告別中山大學的師生，取道海參崴再次回國投身革命。隱居平津的兩年間，楊明齋以中學教師的身份繼續地下黨工作，還寫出了《中國社會改造原理》一書，主張從認識中國傳統文化入手，用科學社會主義原理為指導改造中國社會。1930年，楊明齋因偷越國境被蘇聯拘留；1938年2月，蘇聯“反托”清洗風潮中，楊明齋以被捏造的罪名逮捕，同年5月犧牲。1989年1月，蘇共中央為楊明齋恢復名譽。

1988年，由余世誠、張升善編著的《楊明齋》一書由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正式出版發行。張升善回憶，由于一直找不到楊明齋的真實照片，工作人員根據其胞弟照片繪制圖片，根據親屬意見調整發型和衣著，得到了最接近楊明齋本來面目的“照片”，放在該書封面上。2019年，山東廣播電視臺播出記者在俄羅斯拍攝的楊明齋專題，意外從檔案館找到了他的真實照片，也成為楊明齋研究的一大突破。當楊明齋的真實照片出現時，他的犀利目光、英武形象瞬間穿透了歷史煙塵，直抵后人內心。

張升善等研究者終于“見到”了楊明齋“本人”，而在追尋革命先行者的過程里，研究者本身也被革命傳奇所浸透、交融、激勵，尋找者仍在砥礪前行。（青島日報/觀海新聞記者 米荊玉）

多地漂泊，信念如一

1926年，延伯真才29歲，但他的人生履歷卻并不“年輕”。這一年，他和妻子劉雨輝將全國最早的《共產黨宣言》中譯本帶回家鄉。49年后，在第四屆全國人大召開期間，周恩來見到《宣言》最初譯者、時任復旦大學校長陳望道，緊握著他的手問道：“《共產黨宣言》最早的譯本找到沒有？那是馬列老祖宗在我們中國的第一本經典著作，找不到它，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心病啊！”

誰都沒想到，這本《共產黨宣言》歷經半個世紀的炮火，安靜地躺在一個不起眼的小村落里。1975年秋天，廣饒縣大王鎮劉集村84歲的老黨員劉世厚把《宣言》交給當地政府，《宣言》背后的故事由此穿越時空浮現出來。

延伯真

1926年冬，延伯真夫婦從濟南回家鄉探親，帶回了許多令人振奮的革命信息以及中文全譯本《共產黨宣言》及《向導》周報、《新青年》雜志等豐富的精神食糧。劉雨輝將這本珍藏多年的小冊子交給劉集支部書記劉良才，在抗日戰爭年代，幾經轉折，最后交到劉世厚手中。

青島發展的第一個共產黨員

延伯真1897年生于廣饒縣大王鎮延集村的一個農民家庭，祖父是一名鄉下秀才，父親終生從事農耕。1916年秋高小畢業后，延伯真考入山東省立第一師范學校，“五四”運動爆發后，他積極參加濟南學生的反帝愛國活動，上街示威游行，發動商人罷市，開展反帝宣傳。“五四”運動后，他與張玉山等進步同學組建“青年互助社”，研究新文化和鄉村教育。

1921年夏，延伯真畢業，翌年先后在家鄉和平陰縣展開農村教育，因遭到保守勢力的反對，最終被迫終止。不久，延伯真來到青島謀職。經友人介紹，他先到姜哥莊初級小學任教員，后到公立青島國民小學任教員。1923年初，國民黨在青島創建外圍組織平民學會青島分會，開始在工人、學生、教師、店員及下層職員中秘密活動，發展黨員。1月，經廣饒籍國民黨員李郁廷介紹，延伯真加入中國國民黨。4月，中共山東省組織派鄧恩銘到青島開展工作，延伯真和鄧恩銘交往密切；11月，王盡美抵青，與延伯真多次接觸。是年底，延伯真由王盡美、鄧恩銘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中共濟南地方執行委員會在青島發展的第一個黨員。

入黨后，延伯真曾多次返回家鄉開展黨的工作，廣饒縣中共黨員延安吉在《回憶廣饒、壽光、青島黨的活動情況》中，回憶起1923年冬，延伯真回到廣饒、壽光一帶開展黨的工作，并分別介紹延安吉和壽光縣張家莊的張于山入黨，在其指導下，張玉山、王云生和延安吉組成中共“壽廣”支部。此后，以黨支部為基礎，不斷發展黨員，擴大組織，銷售《新青年》等進步刊物，辦農民夜校。1925年，延伯真在廣饒大王延集村成立中共延集支部，這是山東省最早的農村支部之一，也是東營地區第一個黨支部。

1925年2月，青島第一個共產黨支部建立，鄧恩銘為書記，延伯真任宣傳委員。青島日商紗廠工人舉行罷工后，延伯真參與發動和宣傳工作。“五卅”慘案發生后，延伯真奉命到濟南。同年7月，國民黨山東省第一次代表大會選舉延伯真為國民黨山東省黨部執行委員。8月，中共山東地方執行委員會改組，鄧恩銘、延伯真、孫秀峰三人當選為委員，鄧恩銘任書記，延伯真負責組織工作。1926年3月，中共山東地方執行委員會召開農運工作會議，國民黨山東省黨部召開山東農民代表大會，延伯真負責這兩次大會的組織工作。

成立中共煙臺第一個黨支部

2021年的煙臺廣仁路，鱗次櫛比的百年老建筑風韻十足。廣仁路中段，一座比較醒目的近代建筑，銘文上記著“煙臺中華基督教青年會舊址”。這里，誕生過中共煙臺第一個黨支部。以廣仁路為軸心，這里串起的是百年前延伯真等人的紅色青春。

1925年至1927年，延伯真來到濟南，與山東省委書記吳芳一起共事。如果以現在人的眼光評價延伯真，他應該是活在19世紀的95后，儒雅的外表下，是一顆充滿理想主義與英雄主義的心，這讓延伯真的性格里多了耿直、倔強，也成為其命運軌跡轉折的原因之一。

延伯真日后回憶起這段過往。他說，在得知蔣介石叛變革命后，便提出要去漢口看看形勢，由于和吳芳溝通上的失誤，吳芳以“自由行動”錯誤地讓延伯真留黨察看并將他調到淄川煤礦工作，延伯真對這一處分不滿意，在長期溝通無果后，他決意離開濟南前往煙臺。“我知道山東幾個大城市都有了組織，只剩下煙臺還沒有，就決心到煙臺去把組織搞起來。”

1927年，延伯真來到煙臺，舉目無親的他靠著鄉黨鄧天一的介紹，在煙臺牌照局當了一名調查員。此時，煙臺的另一名共產黨員徐約之已在煙臺播撒革命火種，徐約之在益文學校先后秘密發展許端云、陳恒榮二人加入中國共產黨，并在此基礎上，建立黨小組。由于延伯真經常在廣仁路基督教男青年會和一旁的青年圖書館讀書學習交流，因此先后結識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就包括徐約之。

1928年5月，秘密召開了由徐約之、延伯真、胡世星、趙橫之、許端云等人參加的黨員集體會議，決定正式成立中共煙臺支部，并一致推舉徐約之任黨支部書記，延伯真、胡世星為委員。此后，延伯真以書信的形式把煙臺成立黨支部的事向省委進行匯報，并由胡世星持延伯真寫給山東省委的親筆信，直接去濟南和青島等地，尋找山東省委，盡快建立上下級組織關系。經過多方努力，山東省委終于派人來到煙臺。1928年7月，煙臺支部與山東省委取得聯系，正式接上了組織關系。

發現、傳遞“東寧要塞”情報

在延伯真的一生中，有一段隱秘不為人知的經歷，即便在他自己憶起時也是寥寥幾句帶過。但根據延伯真及其兒女的回憶，我們可以對那段歲月一探究竟。

對于為什么從煙臺去東北，延伯真是這樣說的：“我在青島和煙臺的時候，常見到許多難民源源不斷地往東北去，找到這些難民，把他們組織起來，是何種有為的事。想到這些，我就摩拳擦掌，躍躍欲試，在這種動機的支配下，我馬上設法去東北。”然而，去往東北的艱難，遠非這幾句話就能一筆帶過，此時的延伯真已成家立業，家中既有年邁的父親，還有年僅8歲的幼子，然而，延伯真已將生命托付于共產主義事業。1928年3月，他決定啟程。

根據延伯真二女兒的回憶文章，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蘇聯遠東情報局情報員韓心平把延伯真介紹給該局，表面上延伯真是東寧縣某小學的教員，但他經常到蘇聯的四站、海參崴等地報告工作。

延伯真在遠東情報局的第一個任務就是在東寧縣建立情報站。隨著妻子劉雨輝和兒子來到東北，自1931年至1946年，延伯真一家都在秘密為遠東情報局工作。每搜集到情報，通常由延伯真打草稿或口述，劉雨輝抄寫，再由劉雨輝把情報縫在延伯真或二兒子延仲寧的衣褲里送出，那時候的延仲寧只有13歲，卻已承擔大量的送情報任務。

東寧情報站干得最出色的一件事是獲得“東寧要塞”的情報，并成功送到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當年日軍盤踞東北，他們規劃了十余處超大軍事要塞群，而東寧要塞的位置被列為“特”級，由于地處中蘇邊境，東寧要塞被視為關東軍打擊蘇聯軍隊的殺手锏。

據延仲寧回憶，在1931年或1932年，在東寧縣城就可以聽到轟轟的爆炸聲，這是日本人在開山炸石，延伯真自然察覺到異樣，他曾多次前往山區偵查，但卻礙于日軍守衛無法靠近。延伯真因工作原因，喜歡廣交朋友，他在一次外出照相時得知照相館主人姜延平曾到東寧要塞未防御工事拍照，在延伯真勸說下，姜延平同意為其提供東寧要塞情報。延伯真在文章中寫道：“后來，姜延平借機將東寧一代的陣地構造照片圖樣，連人帶物等整個地拍攝下來，我很快就送到了蘇聯遠東情報局。”

東寧要塞之戰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最后一戰，雖然無法從史料中考證延伯真傳遞的情報起到了多大作用，但隨著東寧要塞的攻克，第二次世界大戰落下帷幕，延伯真、劉雨輝等人注定是這段歷史上無法磨滅的記憶。

延伯真一生都未寫過回憶錄，廣饒縣黨史辦曾多次給延伯真去函，希望他寫些什么，但他始終未動筆。他是在《共產黨宣言》影響下成長起來的老一代共產黨員，在他看來，在那個風云變幻的年代，比起犧牲的同志，能活下來已經心滿意足。（青島日報/觀海新聞記者 張芝萌 ）

（本版稿件由青島市委黨史研究院協助采寫）

責任編輯：岳文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