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各地高校的教學工作回到正軌，學生們的學習生活基本恢復正常。然而對于2021屆畢業生來說，疫情的“后勁”比人們想象的更大，其中一個最大的影響就是實習。

虛擬仿真平臺上實訓、慕名已久的專家開啟在線指導、技術現場作業直播觀摩……走出校園的實習活動是大學教育的重要部分。然而，疫情打亂了大學往年固有的實習安排，有的干脆暫時取消了實習安排，而部分院系則提供在線實習平臺或實習渠道。

在北京、湖北、廣東等地，眾多高校相繼通過“空中雙選會”的方式為學生提供實習平臺，幫助學生開啟身處云端的新模式。對身處其中的大學生而言，居家完成“云實習”降低了健康風險，也迎來了新的體驗和挑戰。但是，《法治日報》記者在調查中發現，也有不少大學生陷入了無法實習或者只能“掛名實習”的尷尬境地。

疫情打亂實習計劃

在校學生有苦難言

對于不少高校學生來說，去年下半年和寒假應當是實習時間。然而，剛剛過去的一段時間里，不少用人單位因為疫情防控工作的要求不能開展實習，僅有少部分用人單位提供線上實習。

一位來自福建的北京某高校大三學生告訴《法治日報》記者，他從去年春節以后就一直在申請實習，直到4月才找到一個互聯網企業的線上實習機會。但是，線上實習遠沒有以前線下實習氛圍濃厚，能學到的工作技能也很有限。

后來，這位同學和自己的室友商量，等到疫情穩定，即使學校不讓進校，也要在北京租房線下實習，不耽誤自己這半年的時間。然而，隨著北京新一輪疫情暴發，這一計劃只能擱置。進入2020年的暑假，這位同學的實習經歷仍沒有達到理想的效果。

然而，對于不少高校學生來說，這位同學已是“實習大軍”中的幸運者，畢竟如今連線上實習的機會也很難找到。在整體就業難的大環境下，實習無法順利進行，無法在畢業時拿出一份漂亮的簡歷，也就意味著會有更多學生的求職競爭力被打折扣，從而導致更多的學生選擇繼續深造，考研的壓力或許會更大。

在北京某高校物理專業就讀的大三學生高同學告訴《法治日報》記者，本學校實習分要求是實習達到六個月以上，并且擁有相關實習證明且擁有相關公章才得以記錄。“學校沒有規定要在大幾實習。但是因為我打算大四準備考研，那個時候將無法完成長達六個月的實習。我的實習規劃是從大二開始實習，每個暑假都去學校找實習，分幾次把實習期攢夠。”

“此次疫情期間，我面試了3家學校，北京的一家，江西的兩家。江西學校因疫情不招收實習老師，北京則是因為疫情問題學校沒有安排住宿，所以這個學期我就無法完成我的實習計劃。我們學校也沒有給出相關的解決措施，只是說開學會給住宿補貼。我認為學校應該提供住宿，因為自身在外找住宿實在不容易。”高同學說。

因疫情下的住宿問題而造成實習擱淺的，還有在上海某高校就讀機械工程專業的大四學生楊同學。同樣，楊同學所在的學校也沒有要求在大幾實習，“身邊有些同學倒是完成了實習，但大多都是家里有關系，畢竟疫情下找實習根本不簡單”。

剛剛完成考研的楊同學本來計劃考研之后實習，“大一大二我更加致力于專業科研方面，增加課內知識，搞了一些科研成果”。

“我面試了兩家企業，都是世界五百強，一家企業是說疫情期間不需要實習生，另一家在北京且不提供住宿，我還沒去過北京，真心苦惱。而學校在上海，這里也是因為疫情不會提供住宿，所以上海的實習我也沒有考慮。”楊同學說，學校目前還沒有什么解決辦法，“但是聽說正在想解決辦法。所以我也還在等學校的說法，另外也在繼續尋找實習中。我希望學校減少實習要求的時間，因為疫情真的讓人很難完成實習”。

在北京某高校就讀電視編導專業大二學生岳同學，原本計劃在大二及大三期間和寒暑假完成畢業的實習要求，“這樣一方面可以完善個人履歷，另一方面也不會耽誤大四的考研。但這次寒假受疫情影響，錯過了一些不錯的實習機會”。

“我面試了央視農業頻道、米未傳媒、歡喜傳媒和一起教育。這些媒體或者企業通常坐班周期較長，且寒假無法返家過年，而疫情期間地方防疫政策較嚴，在學校不讓留校住宿的情況下，還需要租房等瑣碎事宜，這些都成為了與這些實習機會失之交臂的原因。”岳同學說，“學校目前并未給出太多解決方案，但是校級團學組織倒是在張羅推廣一些可遠程的、在坐班要求上門檻相對較低的實習，但也是僧多粥少，供不應求。我認為校方應嘗試組織協調實習信息，幫助急于畢業的同學打破信息壁壘，同時更為實際的則是允許實習同學假期留校住宿，我相信此舉措肯定能解決很多人的煩惱。”

因地制宜彈性處理

切實維護學生權益

據了解，針對目前一些大學生在實習過程中遭遇的問題，一些高校也給出了相應的解決辦法。

對此，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外教育法研究中心主任姚金菊向《法治日報》記者介紹，目前很多用人單位采用了一些特殊措施，比如云實習的形式招收實習生；一些學校也是在不斷調整政策，“寒假之前我們學校也是允許學生去實習的，只是一定要走審批的程序。但是我們也要理解，在整個疫情防控的形式沒有完全明朗的情況下，如果學校讓學生去實習，一旦出現問題，它所導致的傳染成本是極大的”。

疫情發生至今，很多院校尋求線上“突圍”，“云實習”成為新選擇。但是對此卻是眾說紛紜。

有在校老師認為，學生到企業頂崗實習期間，需要在平臺上完成簽到打卡任務，老師可以查看學生的簽到情況、實習實訓作業完成情況。此外，平臺還會根據學生實習的綜合情況進行評分。

但也有高校老師有不同看法。有人認為，線上指導學生實習，難以完全達到實際效果，猶如“黑板上開汽車”“隔著屏幕學實操”。線上教學的新做法可以探索，值得鼓勵，可作為輔助手段，但真正的技能習得，需要線下“真刀真槍”的練習、摸索、試錯和手把手傳承。

“我認為采取‘云實習’的工作方式，可能對于學生來說其實挑戰更大。這個不僅僅鍛煉學生的專業能力，同時還涉及到如何在臨時性的活動中與不同的人去協調工作。我想這樣其實也是有收獲的。”姚金菊說，但“云實習”終究是一個階段性的問題，是疫情防控條件下所采取的一種必要措施，“它可能不是最好的，但一定不是最壞的做法”。

2月23日，教育部舉行新聞發布會，介紹2021年春季學期學校疫情防控和教育教學工作有關情況。教育部要求學生春季返校后，各高校進一步加強校園管控，原則上不組織大規模集中性的校外實習、社會實踐和企業參觀考察等活動。必須赴校外開展的實習、實踐類課程，應根據學校疫情防控要求以及實習實踐地區和單位要求，在保證學生安全的前提下進行。

“從疫情防控的角度來說，第一，學校是一定要做好學生防疫封閉管理的，但是這個是階段性的舉措，以后會有變化的。因為現在疫情還會如何發展很難說。第二，從企業本身來講，無論是從平常防控還是接受實習生以后必須新增加的一些防控措施來講，有些企業的管理成本可能會增加。”姚金菊說。

不過，姚金菊也認為，要正視實習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到了學生的就業問題，“我覺得這個比例需要再次斟酌一下。一些企業到底是因為疫情防控的原因而不接受實習生，還是本身就不接受實習生？把這個板子打在疫情防控與企業管理的成本上，我想對于一些我所知道的情況來說，這并不是最主要的理由。我剛剛也與我的學生開過會，他們有很多人在實習，也有很多人采取了在線上實習的方式。所以，我認為現在很多工作也是可以通過線上來進行的”。

“要注意防止去過度批評企業因為疫情防控成本而不招實習生這個說辭，因為我們正常教職工防護也是要做的，企業這樣做并不會給自己帶來過多的負擔。”在姚金菊看來，學生培養方案中對于實習的要求是非常多元和彈性的，關于實習期的問題，學校在進行教育工作安排的時候一定會考慮到的，“現在到底有沒有實例證明，出現了‘學校在疫情期間必須要求你去實習，不然你可能就拿不到畢業證，或者就沒有完成培養方案’這種極端的情況，我想到目前來說應該不會有學校這樣規定。目前，我們的培養方案都在根據疫情防控的形式來改變，目的就是為了更好地幫助學生解決實習問題”。

針對上述教育部的相關規定，姚金菊認為，“其中有很多彈性空間，不準大規模實習并沒有說并不可以去實習。另外，教育部這項規定其實更多的還是對于學校的要求，希望學校暫時不要舉行大規模的社會實踐活動。但是我們學生如果自己去的時候，就并沒有限制。因為學校的任務首先是保護學生的生命健康。如果生命健康問題沒有解決和保證，那么實習是暫時需要擱淺的。”

對此，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認為，各校在具體落實上述教育部規定時，要注意不能一刀切禁止學生外出實習，對于有實習需求的學生，只要學生做好個人防護，遵守用人單位的防疫規定，應允許學生實習。而由學校組織的教學實習，可因地制宜，控制規模，在省內進行，滿足當地的疫情防控規定。

（法治日報）

責任編輯：李婧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