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作文題詩句背后的詩人穆旦以及一個時代的圖景顯現——
用全部努力完成普通生活的人
“我要以帶血的手和你們一一擁抱。/因為一個民族已經起來”，這句出現在2025高考語文作文題目里的詩句，出自穆旦的《贊美》，寫于1941年，它濃烈而澎湃的情感，是詩人標志性的詩風之一，而此詩也是后來他的所有詩歌選本中出現頻次最高的詩作。
穆旦是誰？即便這個名字在今天不再陌生，有關他的自述性文字的匱乏卻讓我們依然無法真正認識他。恐怕還要在他的詩中尋找答案——
“把生命的突泉捧在我手里/我只覺得它來得新鮮，/是濃烈的酒，清新的泡沫，/注入我的奔波、勞作、冒險。/仿佛前人從未經臨的園地/就要展現在我的面前。/但如今，突然面對著墳墓，/我冷眼向過去稍稍回顧/只見它曲折灌溉的悲喜/都消失在一片亙古的荒漠，/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不過完成了普通的生活”——
這首名為《冥想》的詩寫于1976年，它更像是詩人對自己一生的回望與慨嘆。學生時代，徒步跨越湘、黔、滇三省，沿途隨讀隨撕背完一部英漢辭典，到達昆明西南聯大；25歲時，他以中國遠征軍的身份參加滇緬前線的抗日戰爭，直面過死亡；1949年，他赴美求學，四年后歸國；1977年，59歲的他黯然離世，頭上“歷史反革命”的棘冠尚未摘下……歷史的一粒灰，幾乎將詩人掩埋，而他奔波、勞作與冒險的一生，始終棄絕一切陳詞濫調，使用經過他大刀闊斧改造的現代漢語，憑借不足160首極具創造性的新詩文本，位列“二十世紀中國詩歌大師”榜首，即便是在命運多舛的后半生，在那些被他命名為“嚴厲的歲月”里，依然將普希金、雪萊、拜倫等詩人的西方經典引入中文世界，20世紀80年代的“查譯名著”出版數量動輒數萬、十數萬冊。
作家王小波曾說：“查先生（穆旦）和王先生（王道乾）對我的幫助，比中國近代一切著作家對我幫助的總和還要大……他們對現代漢語的把握和感覺，至今無人可比。一個人能對自己的母語做這樣的貢獻，也算不虛此生。”
2025年，同時有兩部傳記出版，評述穆旦的一生。文學博士易彬的《幻想底盡頭：穆旦傳》基于其20余年穆旦研究生涯，偏重于史家的審慎與考據；作家鄒漢明《新生的野力：穆旦傳》，側重詩史互證的剖析，趨于文學性地描摹穆旦詩與生命交融的前半生。殊途同歸，二人均以細微的洞察去試圖理解與解讀具體歷史與時代情境中的詩人。然而正如鄒漢明所言，“任何時代，活著的艱難，和一顆有深度的傷痕累累的靈魂，都是文字難以盡述的”，這也是兩部傳記共同的心聲。
無論如何，我們將從一首蓬勃、痛苦與歡欣交織的贊美詩開始，走近那個用“全部努力不過完成了普通生活”的人，他隱秘于歷史深處的詩人靈魂以及一個時代的圖景，是我們在這個夏天一道意義盛大的考題之外更需理解與銘記的。
確立穆旦詩人形象的詩
出現在高考作文題里的詩歌《贊美》，注定非比尋常。易彬在《幻想底盡頭：穆旦傳》中專門辟出章節分析這首詩，他認為，恰是這首詩讓詩人脫離了“還原生活”的寫法，真正確立了其詩人形象。而用編著1987年懷念穆旦的文集《一個民族已經起來》的詩人、翻譯家袁可嘉的話講，即穆旦“對祖國的贊歌，不是輕飄飄的，而是伴隨著深沉的痛苦的，是‘帶血’的歌”。
《幻想底盡頭：穆旦傳》易彬 著
上海文藝出版社 2025.02
易彬在書中寫道：詩題取名“贊美”，同時，四個段落又均以“一個民族已經起來”收束，使其情感的濃烈程度達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這樣一種熱烈會讓人想起穆旦最喜愛的美國詩人惠特曼，據說他愛《草葉集》到了一個發瘋的地步，時常大聲朗誦。借用穆旦本人評介艾青詩歌的話即是，“如同惠特曼歌頌著新興的美國一樣，他在歌頌著新生的中國”。
但在易彬看來，穆旦的詩又與那些歌頌意象型的詩歌不同。如果閱讀全詩就會發現，在“一個民族已經起來”這一反復的詠嘆前，詩人鋪列了一長串“災難”和“恥辱”，如：“說不盡的故事是說不盡的災難，沉默的/是愛情，是在天空飛翔的鷹群，/是干枯的眼睛期待著泉涌的熱淚，/當不移的灰色的行列在遙遠的天際爬行……/我要以荒涼的沙漠，坎坷的小路，騾子車，/我要以槽子船漫山的野花，陰雨的天氣，/我要以一切擁抱你，你，/我到處看見的人民呵，在恥辱里生活的人民，佝僂的人民，/我要以帶血的手和你們一一擁抱。/因為一個民族已經起來。”
穆旦的抒情姿態并不高揚，他所選用的詞語和意象也并非明朗型。這一點在鄒漢明所著《新生的野力：穆旦傳》中也有類似的解析。兩位傳記作者不約而同提及了同一時期穆旦寫下的兩篇詩評。實際上，在詩人的整個創作生涯中，唯有1940年西南聯大畢業前夕分別為艾青和卞之琳的兩部詩集寫過詩評。而相對于卞之琳詩歌“太平靜”的評述，彼時的穆旦對艾青提出的“詩的散文美”顯然更為認同。他對艾青詩歌的評語，也完全可以用在這首《贊美》上：“我們可以想見許許多多疲弱的、病態的土地都隨著抗戰的到來而蓬勃起來了，它們正怎樣擁擠著在詩人的頭腦里，振奮他，推動他，使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使用粗大的線條把它們表現出來。”
《新生的野力：穆旦傳》鄒漢明 著
譯林出版社 2025.02
穆旦據此提出了“新的抒情”概念——“有理性地鼓舞人們去爭取那個光明的一種東西”。他還對“有理性地”特別作出說明：“我著重在‘有理性地’一詞，因為在我們今日詩壇上，有過多的熱情的詩行，在理智深處沒有任何基點，似乎只出于作者一時的歇斯底里，不但不能夠在讀者中間引起共鳴來，反而會使一般人覺得，詩人對事物的反應畢竟是和他們相左的?！?/p>
易彬評述：“看起來，穆旦既欲加入民族大合唱的行列，又讓自己成為一個獨聲部，因而發出的音質也就顯得卓爾不群?！?/p>
非常時代的詩人傳奇
1918年，穆旦出生在天津，祖籍浙江海寧，本名查良錚，“查”姓在中國有兩千六百多年的歷史，在海寧則延續了六百六十余年，他的同族中，還有一位名為金庸的堂兄弟。鄒漢明在《新生的野力：穆旦傳》中提到，穆旦終其一生都沒有到過海寧，而他在各種表格的填報中都會認真填上“浙江海寧”四字，那里無疑是這個北遷大家族的根脈所在。
令鄒漢明慨嘆的是，現代文學史上，海寧奢侈地擁有兩位名詩人，穆旦和徐志摩，“當大多數人飯后茶余八卦后者的種種浪漫故事時，所幸還有極少數人，也在嚴肅談論穆旦的受難?！?/p>
如果將時代比作樂器，穆旦的人生就如同一首激昂與低吟、希望和絕望并存的樂章，依托時代發聲，為其所塑造，又有獨屬于自己的秉性。
1932年穆旦考入天津南開中學，開始在《南開高中學生》上發表詩文，他寫于15歲的《夢》告訴自己，不要平凡地度過一生。他把“查”字一分為二，從此有了穆旦的筆名。1935年他考入清華大學外文系，成績不錯，卻也并不算特別出眾。原本一切都按部就班，完成學業，光宗耀祖，然而顛沛的時代卻以非比尋常的方式塑造了詩人的傳奇。
1935年至1937年在北平清華大學期間的穆旦
這是屬于穆旦的非常時代：全面抗戰爆發后，穆旦隨學校南遷長沙，創作于1937年的《野獸》寫于此時，是對被侵略的中國蓬勃生命力的隱喻。他加入由聞一多、曾昭掄等師生組成的“湘黔滇旅行團”，途中得以近距離接觸社會底層民眾，“在清水潭，我看見一個老船夫撐過了急灘，笑……/在軍山鋪，孩子們坐在陰暗的高門檻上/曬著太陽，從來不想起他們的命運……/在太子廟，枯瘦的黃牛翻起泥土和糞香，/背上飛過雙蝴蝶躲進了開花的菜田……/在石門橋，在桃源，在鄭家驛，在毛家溪……/我們宿營地里住著廣大的中國的人民，在一個節日里，他們流汗，掙扎，繁殖！……”在路上，他體會到“我們走在熱愛的祖先走過的道路上”“中國的道路又是多么自由而遼遠呵……”
“湘黔滇旅行團”途中“努力加餐飯”
1940年，穆旦從西南聯大畢業，留校任教，兩年后抗戰軍興，他投筆從戎，加入遠征軍，以中校翻譯官的身份隨軍進入緬甸戰場，而不幸經歷了一次大慘敗。一路上，戰友尸橫滿山，慘不忍睹。足足四個多月，他在茂密幽深、毒蟲和病疫輪番襲擊的原始森林里絕望尋找活命的出口，九死一生。僥幸逃出野人山回到昆明西南聯大的穆旦，在痛苦與哀傷中創作了中國現代主義詩歌史上的著名詩篇《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1949年，穆旦赴美國芝加哥大學英國文學系學習，四年后歸國……豐富的戰爭和行走經驗，西方現代派的中國傳播，復雜的現實與人性體驗，共同構成了一個特定的歷史時代，造就了一個詩人以及他不斷革新的新詩語言和理性抒情。
在《新生的野力》里，鄒漢明描寫了貫穿穆旦一生的笑容，這笑容在他不同的人生階段隨時而易，亦融入他的文字與生命：學生時代，純粹、真摯、坦率的笑；在西南聯大“跑警報”，無所畏懼的笑；在20世紀40年代，他更加頻密地寫到了姿態各異的笑：有“新生的野力涌出了祖國的歡笑”“疲乏的笑，它張開像一個新的國家”，還有“粗野的笑”：“我聽見了傳開的笑聲，粗野，洪亮”；“忍耐的微笑”：“那使他自由的只有忍耐的微笑”。此外還有“多少個骷髏露齒冷笑”“不斷的暗笑在周身傳開”“當世的諷笑”“每秒鐘嘲笑我，每秒過去了”；而在他最具傳奇性的詩歌《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上的白骨》和另一首反戰長詩《隱現》中，他的笑是不動聲色的“無聲之笑”，繼而成哭：“……領我到絕頂的黑暗，/坐在山崗上讓我靜靜地哭泣”；同一年，他也寫下“我要向世界笑，再一次閃著幸福的光/我是永遠地，被時間沖向寒凜的地方”……
鄒漢明說：多年以后，我們認定他是那個時代最擅長書寫各種類型的笑的詩人。這么多帶著“笑”字的詩行，豐富了中國詩歌的人性，也讓我們看到一個時代的面貌。
格格不入的“歷史之子”
在持續20年的后半生的苦難里，是“什么樣的笑像一根不屈的豆芽，從巖石的底部抽出莖來，慢慢地往上長，最后竟然高出了壓在它身上的那塊巖石”？捕捉到穆旦詩作中豐富的笑聲的鄒漢明，試圖在傳記中釋析受難中的詩人堅韌之來源，卻發覺，直到今天，要探究其中的真相仍困難重重。而他所做的只能是“盡可能地把詩人放在具體、鮮活的時代語境中，借助穆旦的遭遇及其詩歌寫作，反映乃至反思時代”。
對此，更加注重歷史考據的易彬異曲同工，且做了更多努力，他主張“盡力提供一種廣闊的傳記知識背景，讓人們能夠從中較為清晰地看到時代的面影”。正是本著這一嚴謹求實的態度，一個原本被冷落的20世紀中國偉大詩人的形象，重新回歸學界和公眾視野。華東師范大學教授唐小兵亦是從這些客觀、如實的講述中，“發現”了一個總是“與主流選擇格格不入”的穆旦。
在《幻想底盡頭：穆旦傳》中，這類例證比比皆是，如：1937年到1938年，很多聚集在長沙、衡陽的優秀青年，在選擇往西北延安投身革命還是往西南到昆明繼續求學中經歷掙扎，那時穆旦雖有去陜北的意圖，卻終究未像同時代很多追求民主和進步的青年那樣走上革命之路；再如1949年，當很多人在迎接一個新時代的到來時，他遠赴美國求學；而到了1953年，當很多旅美華人繼續對新中國觀望時，他卻毅然與妻子周與良回國……在唐小兵看來，這些“格格不入”的選擇或許來自天性，來自對家庭的顧念，又或許來自一個詩人對于歷史走向的直覺。而這種“格格不入”也體現在，當許多詩人熱衷于歌頌抗戰的勝利時，他卻試圖描摹和再現戰爭的殘酷，哀悼那些被時代和戰爭洪流吞噬的具體生命……
穆旦和夫人周與良
傳記中，易彬對此有著洞察入微的剖析：“‘野人山’經歷之后，穆旦從死亡線上活了下來，‘自由了’，但也‘從此變了一個人’，他不再一味地懷有‘雪萊式的浪漫派’夢想?！?/p>
回顧20年“嚴厲的歲月”，在妻子周與良和子女們的記憶中充滿了痛苦：
“1958年穆旦被調離南開大學外文系，1959年被戴上‘歷史反革命’的帽子，機關管制3年，在南大圖書館監督勞動。在管制的3年內，良錚除了去圖書館勞動外，晚間回家一言不發，只是寫交待材料，看報看書，很少和我和孩子們談話。他變得沉默，一句話也不愿意說。良錚是非常孝順父母的，回國后，每年春節和暑假都要帶著孩子去北京住些天。這時連去北京看望他母親的權利也被剝奪了。1962年良錚恢復工作后，又開始譯《唐璜》。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他已基本完成《唐璜》的譯稿。‘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家被抄，書稿等燒的燒，抄走的抄走，其他自用品也都被搶劫一空?！?/p>
“8月的一天晚上，一堆熊熊大火把我們家門前照得通明，墻上貼著‘打倒’的大標語，幾個紅衛兵將一堆書籍、稿紙向火里扔去。從早上即被紅衛兵帶走的父親，直到午夜才回來，頭發被剃成當時‘牛鬼蛇神’流行的‘陰陽頭’?！藭r他看著滿地的碎紙，撕掉書皮的書和散亂的文稿，面色鐵青，一言不發。突然，他奔到一個箱蓋已被扔在一邊的書箱前，從書箱里拿出一沓厚厚的稿紙，緊緊地抓在發抖的手里。那正是他的心血的結晶《唐璜》譯稿。萬幸的是，紅衛兵只將它弄亂而未付之一炬！”
在《幻想底盡頭》中，尤其是在對詩人后半生的講述中，《冥想》中的詩句“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不過完成了普通的生活”似乎就是注腳，作者沒有回避那段混亂不堪的歲月，他所講述的是一個普通知識分子于時代中的苦澀與無奈，尊嚴與執著。而唐小兵教授則引用了另一位詩人痖弦的話，來概括這位終生獻身于漢語語言的“普通”知識分子并不普通的一生：“詩人是真正的歷史之子”。（青島日報/觀海新聞記者 李魏）
青島日報2025年6月11日7版
責任編輯：呂靖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