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島日報社/觀海新聞9月30日訊 陳可辛、曾國祥以及“我們制作”有一種秘密的傳承，他們對中國社會有著社會學學者的理解：遠起辛亥革命、近到校園霸凌、大到中國女排、深到香港回歸，陳可辛總能把無法言說的深意落實到畫面上。他不在馮小剛、寧浩、郭帆這個序列，也不在張藝謀、陳凱歌序列，大致可以把陳可辛比作一個“搶擔子”的人：本來香港導演、內地導演各有各的擔子，各有各的挑法；然而內地導演應該擔負起的話題和社會責任，看上去又重又丑，限制還特別多，沒想到這些擔子被陳可辛師徒搶走了，而且他們挑著擔子就登上了泰山，身段和步法有點危險，像是國標的舞步，又以大秧歌的直觀表現貼合了電影局的規定。每個導演有他的命運，現在來看，每個擔子也有它的命。
《奪冠》的命不怎么好，不止是趕上了2020的檔期，還趕上了一個特別的男主角原型：由于陳忠和教練的反對，《奪冠》里男主角沒有名字，而臺詞也顯然做了大幅度調整，主演口型與臺詞差異之大肉眼看見。從另一個角度來講，它也趕上了特別好的命運節點。在國際關系進入到一個特殊節點時，《奪冠》用中國女排的故事帶來影迷長效的刺激和反思：贏到底是哲學，還是使命？對于一項不堪重負的運動來說，甚至對于一段不堪重負的人生來說，我們應該如何拆掉王冠、回歸原石？
不得不說，《奪冠》找到了中國女排歷史上幾乎是最富有戲劇性的沖突點：主攻手郎平與陪練教練陳忠和這對中國女排精神原創者的故事。兩人從“五連冠”時期相輔相成，到北京奧運會賽場戲劇性對決，再到里約奧運會創造女排奇跡，友情和競爭既是兩個人的事兒，也是兩種思路、兩種人生規劃的沖撞。從“中國女排”的故事里我們能看到，出走的不一定能卸下重負，留下的也不一定能洞若觀火。《奪冠》、《中國合伙人》對照著看，陳可辛對女排時代、出國時代的呈現，證明了他才是華語電影里關于東西方交流史的“史家之絕唱”。
在對《奪冠》的批評里有一點是最響亮的：它沒有呈現這項運動的魅力。確實，這是“中國女排”故事的天然劣勢，它不是一個具有一流商業吸引力的項目，體育電影里最具有感染力的瞬間，應該是個人英雄、一己之力、萬眾歡呼。而“女排”這個題材完全逆反：群體項目、群策群力、商業價值及造星能力較低。中國女排的故事之所以珍貴，也在于它之于中國觀眾的獨特性；郎平在片中也坦言，內心不夠強大，才會只想用贏來證明自己。女排在特殊時期為國人所熱愛，《奪冠》揭破了最后一層真相：不熱愛才是正常的。把社會大眾的榮譽感從一項運動上卸下來，對彼此都是一種解脫。
我大概從《奪冠》第一分鐘開始流淚，流到二十分鐘就停了，一路死寂看完整部電影。說到底，中國運動迷要感謝女子體育，感謝女性在各項體育運動里的付出。從熱映的《奪冠》到未定檔的《李娜》，中國女性教會了我們很多事情：榮辱、進退、我執。《奪冠》沒有把中國女性塑造成廉價的成功學教程，而是給影迷看到：我們從自虐型運動觀念回歸體育本身的歷程里，曾經耗費了多少代人的付出和努力。郎平在1981年打破的宿命，和她在里約奧運會擊破的觀念，都是捆綁在國人身上的束縛。《奪冠》所反對的，正是它的標題所呈現的，這其中的狡黠、圓滑和反諷，是票價之外最有價值的附贈。（青島日報/觀海新聞記者 米荊玉）
責任編輯：王逸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