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臺福山區紹瑞口村西南深山里的大櫻桃園里有兩棵老蘋果樹，一棵是青香蕉，樹勢良好，滿樹的果子已經摘袋。另一棵是紅香蕉，只剩下一根側枝存活，結了十幾個果子。

煙臺蘋果的歷史，就要從這兩棵果樹說起……

倪維思的“廣興果園”

我們今天吃的紅富士、青紅香蕉等蘋果，一般被稱為西洋蘋果或現代蘋果，以區別于中國的傳統蘋果。根據《齊民要術》記載，在1400多年前，中國就已經有蘋果栽培繁殖和加工。不過，當時的蘋果被稱為“柰”或“林檎”，以后還有蘋婆、頻婆、蜜果、來擒和文林郎果等名稱。這些中國的傳統蘋果，大體相當于現在的綿蘋果、沙果等。

1871年，美國傳教士倪維思和妻子海倫乘船來到了煙臺。他們深深愛上了這片土地，并在這里生活了22年。在這22年里，他們一邊傳教，一邊將蘋果、大櫻桃等幾十種果蔬引入了煙臺，使煙臺成為中國的“蘋果之鄉”。

倪維思在煙臺落腳后，便在毓璜頂東南面田野里的半山坡上，找了一塊地，自己動手設計，建成了一座二層小樓。他還在小樓南面的山坡上，買了10畝地建果園。他寫信給家鄉的岳父和一些親朋以及歐洲和日本的同行，托他們求購當地最好的果蔬苗木。倪維思將這些蘋果苗木，仔細地一棵一棵用藥水浸泡消毒，再小心翼翼地栽下。倪維思給自己的果園起了個響亮的名字，叫“廣興果園”。

倪維思給這個名字賦予雙重含義，一層是他相信煙臺乃至山東的果業會因此而廣泛興起，造福廣大的農民；另一層是，隨著農民脫貧，生活富裕，會大面積地出現福音的興盛。

倪維思又在果園的路邊上，建起了三間“窩棚”，說是“窩棚”，實際上是當地上好的民房。青磚砌的四角，灰色的小瓦蓋頂，四圍的墻從腰線以上，都用石灰抹得白亮生神；窗戶開得大大的，房間用石灰刷白，寬敞而明亮。果園所用的一切工具，都放在一間房內，其它兩間卻放了一些桌椅，還有一塊大黑板。

倪維思64歲那年，因心臟病發作病逝于煙臺。魯東大學副教授王海鵬在《世界宗教文化·倪維思在煙臺的最后歲月》里這樣寫道：他的墓園坐落在毓璜頂的西坡。在很多年前，倪維思就為自己在墓地的高坡上選擇了一塊土地。現在倪維思的很多好友都已長眠在這里，而他生前植下的樹木正生長得非常茂盛。倪維思的墓被鮮花簇擁著，墓前立著一塊墓碑，墓碑的反面以中文鐫刻，正面刻著英文。

倪維思為煙臺帶來的各式西洋果樹，造福了當地的百姓。這既是物種上的交換，更是文化的交流與融合。倪維思使煙臺水果譽滿天下，也使煙臺成為水果之都。他本人未曾想到，多年以后，煙臺會成為中國第一“水果之鄉”。

唐殿功“引”來“豬嘴香蕉”

“廣興果園”的果樹一年年長大，在倪維思的悉心照料下，結出了比當地蘋果大出數倍的果子。倪維思和海倫帶著幾個工人，挑著“廣興果園”的蘋果來到集市擺攤銷售。蘋果在攤上一擺出來，馬上就引來驚訝的聲音和羨慕的眼神。

“這是什么水果？”“西洋蘋果。”“哪里出的？”“‘廣興果園’。”“能賣給俺一些枝條嗎？”“你上果園拿就行，我們不要錢的——你如果不會嫁接，我們還會教你。”集市上一位穿著藍色夾襖的年輕人對這種西洋蘋果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這位年輕人叫唐殿功，正是紹瑞口村人。唐殿功回家后一直對這種西洋蘋果念念不忘。第二年春天的一個大霧天，唐殿功起了個大早牽著驢到煙臺賣大蔥。馱簍里裝了幾捆蔥，蔥下邊是頭天浸了水的麻袋布和稻草。他來到“廣興果園”，剪下青香蕉、紅香蕉各五六根枝條，包在麻袋布里。回家后，唐殿功將他們嫁接到自家地里的海棠樹上，村里沒有人看見也沒人知道，連他的爹媽都不知道。

三四年后的秋天，唐殿功嫁接的蘋果樹結果了。這時候，比當地蘋果大數倍的果子，終于藏不住了。唐殿功一五一十地把蘋果枝的事兒告訴了母親。唐殿功打聽過倪維思的西洋蘋果都有什么品種，知道自己弄來的枝條是青香蕉和紅香蕉，也花錢買過倪維思的蘋果對比自己的蘋果。雖然是倪維思的接穗，但就像姑娘出嫁養了兒子，一嫁接就會出新品種。他跟父母商量給自己的蘋果起個名字……一家人想來想去，就是想不出來。父親吃著蘋果，猛然說：“你看咱這蘋果長得像不像豬嘴啊？”唐殿功和他媽先是一愣，幾乎是異口同聲地說：“像！像！還真是像！”

“那咱也不用嫌土氣，就叫‘豬嘴香蕉’好了！”老父親這樣說。

“豬嘴香蕉”的名氣越來越大，親戚和鄰居都過來要接穗。多年之后，以紹瑞口村南“龍王山”為中心數十里的范圍內，南至旺遠，北至紫埠、邱家莊、楚塘、珠巖、付家、夏家，西至集賢、蓬萊莊、南莊，形成了紹瑞口、旺遠、蔡家夼、集賢、夏家5個“豬嘴香蕉”自然片區：——唐殿功成了一方傳奇人物，成了煙臺蘋果史上的一個“別樣的故事”。

培育新品種引領“口味”潮流

“從唐殿功引來青香蕉，紹瑞口就開始出名了。1956年，村里有個果業科技隊，山東省果樹研究所副所長陸秋農就在這里駐點。我回了村，村里就專門為我在科技隊里成立了果樹科研小組，叫我當小組長。”紹瑞口村黨總支原書記孫德良回憶起當年發展蘋果的往事，仍歷歷在目。孫德良在果樹組干了兩年，后來又考上了煙臺一中。高中念了兩年半，家在農村的學生全部回農村“生產救災”，高中沒畢業的他又回到村里的蘋果示范園。紹瑞口村蘋果迎來了大發展，成為了成了全縣（福山）的首富村。

1953年秋，蘋果大豐收，村里精選青香蕉獻給毛主席，表達果農對黨的感激之情。1958年蘋果大豐收，村里選了四箱蘋果派人送到北京……1959年，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村里選了8箱青紅香蕉寄往北京。1967年12月15日，村里又選了幾十箱青香蕉，由孫德良和徐守賢送往北京。

孫德良回來沒幾天，村里就收到中辦匯來的蘋果錢272元。“我們每一次向中央送蘋果，中央都按市價給錢。直到1968年10月，最后一次送蘋果后，中央在匯款的同時，也寄來信件說，‘中央今后謝絕任何禮品，請不要再送……’”，孫德良告訴記者，紹瑞口的蘋果不光在國內名聲大振，在東南亞一帶聲名鵲起。

1972年，基辛格再次吃到煙臺蘋果，說煙臺蘋果變味了。過去香甜可口，現在一咬開皮厚，有點酸澀。后來，周總理專門打電話詢問中國科學院，他們告訴總理，果業有機肥料一點都沒有了，只能喂些低檔化肥，劣質的肥料。

“總理一聽就明白了，在百忙之中協調從東北調100萬斤豆餅給紹瑞口村。那個大豆餅不是囫圇個的，就像現在賣的豆粕，直接粉碎裝包，一包200斤。100萬斤豆餅從遼寧調到煙臺。”孫德良說，豆餅在煙臺港卸車以后，被直接拉到紹瑞口大禮堂。

村里立馬開會研究，想出兩條措施，一個是開溝喂肥。二是山上12個生產隊都建立養豬場，建上化糞池。以前豬吃不飽，現在有大豆餅夠吃了，豬糞尿收集進化糞池，把豆餅放在化糞池里發酵，變成了酵水，直接喂樹。兩條措施來保證大豆餅發揮最大的作用。秋天把刺槐葉子擼下來，加上過磷酸鈣、人尿，在家里漚出來。等秋天刨園以后，把這些綠肥、豆粕、農家肥等有機肥撒在果園里，然后深翻果園，把肥料翻到地里去，翻完了以后再灌溉……樹的生長確實發生了變化。

“……就這樣，國家連續七年供應我們豆餅，中央電視臺專門到俺村拍了紀錄片《蘋果熟了的時候》。”

在19世紀，引入煙臺的蘋果有早黃、伏花皮、翠玉、丹頂、鳳凰卵、六月鮮、伏金星、青香蕉等品種。經過一代代的改良發展，衍生出的煙臺蘋果品種多達400多個，其中以青香蕉、紅香蕉、紅玉、金帥和國光最負盛名，這些品種不僅在煙臺扎根，在全國各地也被廣泛栽培。

20世紀80年代，煙臺蘋果在國際市場上遭到日本富士、美國蛇果等新蘋果品種的沖擊，經濟效益大幅降低。在這樣的背景下，煙臺蘋果迎來全面改良的機遇，品質優良的紅富士引進煙臺，很快成為煙臺乃至整個中國的主流蘋果品種。煙臺擁有適宜蘋果的生長環境，并且種植技術成熟，很快成為國內紅富士的主產區，從而奠定了目前煙臺紅富士蘋果的市場地位。（大眾網記者 從春龍）